《左传》中的赋诗言志

【#文档大全网# 导语】以下是®文档大全网的小编为您整理的《《左传》中的赋诗言志》，欢迎阅读！

《诗经》和《左传》是两部关联度很密切的经学著作，它们都经历了正典化的过程。作为儒家思想的两部正典，《诗经》和《左传》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在《左传》中有着大量的赋诗言志的记载。赋诗言志是一种修辞术，具有明显的修辞效果;赋诗言志是一种话语方式，具有强烈的指向性。戏剧性是《左传》较为突出的文体特征。《左传》记录了两次大型的赋诗言志活动:一次是郑国六卿为晋国大臣韩起饯行，另一次为吴公子季札于鲁观周乐，它们都得到了戏剧性的再现。《左传》有关季札观乐的记载，较为充分地论述了诗歌和礼乐的关系，初步确立了中和美在中国人审美观念中的地位，因而可视为文学批评的一份文献。赋诗观乐是赋诗言志的一种扩展形式，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

中国很早就有赋诗言志的传统。所谓赋诗言志，就是在特定的场合，通过引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志向、趣味和感情。在思想、志向、趣味和感情这四项之中，趣味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它告诉我们，赋诗言志所表达的思想、志向和感情，与赋诗人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相关内容时，有很大的区别。这一区别主要就是赋诗言志的强烈指向性。

在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已经养成了一种工作习惯，那就是在政治、外交、聚会等公众场合通过引用《诗经》来曲折委婉地表现自己的意图。《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传曰: ‘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髙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列为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


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这一记载表明，赋诗言志的确是古代诸侯卿大夫的话语方式，他们秉承孔子的教导而将《诗经》运用到现实生活之中。

诸侯卿大夫可以赋诗言志，他们所言之志，可以是个人之志向和理想，也可以是国家前进的方向和社会努力的目标; 诸侯卿大夫也可以赋诗观风，他们所观之风，可以反映时代的变迁，也可以反映民生疾苦和民众的喜怒哀乐。不仅如此，赋诗还可以观乐。乐，不仅仅指音乐，还包括诗朗诵、舞蹈和戏剧等。广义的乐，乃是礼乐。礼乐，即礼节和音乐的合称。礼乐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集中表现。历代帝王，常用提倡礼乐为经邦治国的手段，以求达到尊卑有序、远近和合的统治目标。

就《左传》所描述的人物而言，引用《诗经》则主要不是修辞手段，而是话语方式了。赋诗言志，作为话语方式，其作用有五。第一是话语权的获得，也就是获得言说的资格。话语发出者仿佛在说: 我是在申说老祖宗的意思，又不是夫子自道，我干嘛不能说呀? 然而，究其实，还是话语发出者在讲论自己的主张。这样一来，在一般的话语人与权威的话语人之间，就实现了巧妙的转换。第二是话语权的增强，即增加话语内容的力度。被引用的对象大多具有权威性，话语对象没有办法加以拒斥。在这里，话语发出者与权威人士之间实现了部分的代换。第三是直接话语对象的抓取，吸引听取话语一方的注意，说服


之，争取之，以达成话语的目的。第四是间接话语对象的抓取。间接话语对象亦即在场的其他人。一般说来，间接话语对象在人数上往往多于直接话语对象。赢得了间接话语对象的支持，便能够在话语发出者、直接话语对象和间接话语对象这三方中形成一个交互运动的话语场，以更好地达成话语目的。第五是重申话语权之在握。话语发出者仿佛在说: 我有话语权，你得听我的。这样一来，赋诗言志的指向性就更加明确了。

春秋的赋诗言志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虽有过度阐释之虞，但在文学的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xz.cn/953e3c86b9f3f90f76c61b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