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和阶级相关联的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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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和阶级相关联的理论探讨

严格地说，族群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阶级主要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但在现实中，族群和阶级经常是纠缠在一起的。阶级边界和族群边界都不是岿然不动的，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族群和阶级的边界就会淡化、消解、或者镶嵌和嫁接在一起。

标签：族群；阶级；关联

严格地说，族群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阶级主要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但在现实中，族群和阶级经常是纠缠在一起的。关于族群边界和阶级边界的讨论已经很多，两者的边界都不是岿然不动的。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族群和阶级的边界就会淡化、消解、或者交叉。族群和阶级的概念自产生以来，就被当做统治和支配的工具，灵活地运用于各种政体和各种社会条件当中，起到凝聚人群或者瓦解人群的两种完全相反的作用。

一、族群

族群的概念从来都是科学分类、民间分类和政治分类的混合产物[1]401。文化人类学一直试图给出族群的定义，希望探究各种认同构成的过程，揭开社会组织的政治经济维度的意义。但是政治变革对各种传统文化领域及其生活在当中的人们重新划定了边界，国际上的经济相互依赖也对分析单位的恰当标准提出了疑问。很多调查者发现，他们所划定的边界在社会过程中变得非常模糊。美国人类学家威廉姆斯（Brackette Williams）认为，族群的边界通常在文化、社会、经济或政治上发生重叠。族群边界既不是稳定的，也不是连续性的。相反，它们是多样化的和相互重叠的[1]400-415。对人群进行分类固然是人的本性，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人们自身不断变化的主观意识又早已决定任何分类都无法做到黑白分明、任何分类都会随时产生冲撞和矛盾。

社会人类学家艾伯纳·科恩（Abner Cohen）对族群的定义是：有着共同的行为标准模式、构成一个更大规模人口的一部分、在一个社会体系的框架中与其他人群进行互动的一个集体人群。其中，共同的行为标准模式是指在如亲属、婚姻、友谊、仪式等象征性活动的语境下表现出来的集体表征[1]403。历史学家罗纳德·科恩（Ronald Cohen）将族群定义为系列包容与排斥的嵌入性二元划分的过程。人们在被划归某个群体时，既有主观标准也有客观标准，既有局内人标准也有局外人标准，采用哪种标准取决于定义成员身份时所使用的区分符号[1]414。人类学家查尔斯·凯斯（Charles Keyes）对族群的定义既是文化的也是情境的。他认为，族群既不能单纯地从文化角度界定，也不能单纯地用情境现象来解释。我们可以把“与生俱来”的“世系”当做族群的原生特点，因为它不随情境而变化，而族群的具体形式则取决于“婚姻的交换结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结构、以及群体间信息的交换结构”，这些因素都是情境性的[1]401-402。从以上三种族群的定义来看，划分标准首先是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的。虽然借以标识自我与他者的文化特征相对稳定不变，但标准的选择却带有主观性，使用哪种或哪些文化特征来界定族群是根据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变化来决定的、根据人们的需要来决定的，也就是情境性的。

Ronald Cohen指出，原本平衡、共生的关系随着群体成员决定获取稀缺资源而变得不再平等，并出现层级。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进一步提出，族群是被认可的群体间的不平等差异，而不平等是一个或多个统治群体不断




剥夺其他群体获得所需资源造成的[1]418。由此推断，族群间的不平等差异正是统治群体所希望看到的：统治群体不仅需要在自身和其他群体之间制造不平等，以便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取稀缺资源、控制社会分配，同时统治群体也需要在被统治群体内部制造各种不平等的差异，包括各个被统治族群之间的不平等和一个被统治族群内部的不平等。

二、阶级

阶级是一个社会中拥有相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阶级一词被广泛使用是在19世纪，它反映了西欧社会结构在18世纪末工业和政治革命之后所发生的变化。对于马克思来说，区分不同类型社会的是生产方式，即一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就会引起一种不同的阶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统治阶级控制和指挥生产过程，而其他阶级直接为统治阶级进行生产和提供服务。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对现代社会中阶级于政治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了疑问，指出宗教习俗、国家民族主义和其他一些因素在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韦伯还认为，不同于欧洲，美国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社会流动性高，人们向上流动的机会很多。另外一些社会学家倾向于认为西方社会中仍然存在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分层，但是阶级的边界已变得不那么显著了。①比较而言，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更强调一个人群共同的经济特征，而韦伯的阶层概念则侧重以权力、威望、职业来划分人群。前者从经济因素划分，后者以文化因素进行归类。

虽然阶级的边界总在变动，但阶级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按照布迪厄社会空间场域理论的解释，能动者和能动者的群体由他们所在的这个空间的相对位置来界定，每一个能动者都被分派给一个或另一个相近的位置，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同时占据这个空间中两个相对的位置[2]。

当一个阶级或阶层形成以后，它有可能被强化、被巩固，也可能被削弱、被消解。因此，阶级或阶层又是流动的。流动的方向取决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兼人类学家詹姆斯·斯哥特（James Scott）发现了“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s），认为在特定社会秩序中处于不同位置上的人通常拥有不同的文化观念或者在貌似相同的观念下面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社会中到处充斥着不同人群和个体的“抵抗”[3]。当群体的经济利益趋于一致时，文化共识却不一定能够轻易达成，这也是文化复杂性的所在。被人群和个体有意隐蔽起来、却的的确确存在的不同态度、看法及抵抗倾向就是斯哥特所说的“隐藏的文本”。

法国历史学家琼·斯哥特（Joan Scott）也倾向于强调文化的重要性，认为人们之所以认识不到他们阶级利益的一致性，是因为缺乏文化共识。琼·斯哥特作为一位文化历史学家，认为人类的社会经验和话语表达是不能单从物质条件和社会经济制度的角度来解释的，文化因素的缺失将导致解释的过于简单化[3]。文化是一种惯习，惯习协调了能动者在场域中的不同位置和必要关系[2]734。没有文化的往来穿梭，社会关系网络就不会如此复杂。换言之，文化的作用是使社会复杂化。工人阶级是在服务行业中工资低廉和缺少技能的人群。但在工人阶级内部也存在很大差别，有些是熟练工人，有些是半熟练工人，还有些是不熟练工人，他们的工资水平各异。工人阶级的总体特征是缺少财产的占有和依赖工资的收入。与此相应的是，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低，受教育机会少，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决策层之外①。工人阶级最早产生的地方是英国。1780-1832年间，多数英国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有着共同利益，并且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和雇主们对立。到了1832年，工人阶级的存在就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4]4。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说“人类劳动的自然标准”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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