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精神胜利法”与《沉沦》中“我”的变态心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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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Ｑ“精神胜利法”与《沉沦》中“我”的变态心理比较

作者：吴 川

来源：《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12期

摘要：《阿Q正传》中的阿Q和《沉沦》中的“我”是两个具有变态心理的人，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我”的忧郁是变态心理的不同表现：一个极度自负，一个极度自卑。这两种变态的心理构成了我们落后的国民性。

关键词：扭曲；心灵 精神胜利法 变态心理

作者简介：吴川（1982-），男，河北省保定市人，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鲁迅《阿Q正传》中阿Q的形象和郁达夫《沉沦》中“我”的形象一个是极端自负，一个是极端自卑。他们不是一个阶层，也没有统一的思想意识，却同样感受着世态炎凉。我认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就是 “国民性”弱点。

一、 对于自己社会地位的认识

夏志清认为, “阿Q 是清末时中国乡下最低贱的一个地痞”(P29)，虽然阿Q没有家，也没有固定的职业，给别人

做短工，但是阿Q很“自尊”，这加重了阿Q形象的喜剧性。他虽目不识丁，却看不起未庄中的两位“文童”，也同样鄙视赵太爷。“精神胜利”的巨大魅力在于可以虚无的满足，阿Q的心目中，没有人比得上他，乡下人和城里人都不如他。但是弱小却是事实，为了自尊，“他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便骂，气力小的便打”，还有一招“儿子打老子”的好手段，即使自轻自贱也要弄一个“第一”，精神自慰的温床使他的心灵扭曲。阿Q是未庄最不讨人喜欢的人,可是他却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阿Q迷茫的，可悲。因为他没有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

就地位而言，《沉沦》中的“我”是个知识分子，可是他却极端自卑。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弱国子民，所以“除了具有‘五·四’后青年共同的时代苦闷和忧郁外, 他还得承受一种弱国子民的屈辱”，他沉痛地喊出对祖国强大的渴望，自卑了极端。丰富的知识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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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让他最终成为了一个精神的孤独者。他自己看来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这一点和阿Q的“第一”哲学在结果上有一定的相似，不过精神上的孤高成为他最的大负担。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他患上了忧郁症。留学日本，“支那人”的身份别使他倍受歧视。他冷淡，内心却希望与人交往，与人谈的畅快淋漓，回到住所又自责言多语失。他不愿“沉沦”，但又不可自拔，最后在“沉沦”的绝望中投海自杀。复仇在他的心中占有了很大的比重，可是他没有把复仇欲望转化成动力，他的爱国也只是对祖国羸弱的抱怨，他自己没有处理好祖国和个人的关系，没有把握好自己，所以他的“沉沦”是必然的。

综上所述，阿Q的“精神胜利法”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最终身首两处；“我”虽是留学生，但是忧郁也把“我”逼向了绝路。他们都没有从给自己找到人生坐标，所以美好离他们越来越远。阿Q作为下层劳动无产者，却看不到自己的被压迫地位，因此他无法觉悟。《沉沦》中的“我”作为知识分子，明知道祖国等待“我”，需要“我”，却在痛苦中“沉沦”，这是报国向志的沉沦。两个形象虽然大相径庭，却表现出两个阶层的国民性特点。

二、对两性关系的认识

阿Q对于两性关系的认识非常传统，始终恪守“男女之大防”的圣训。他调戏小尼姑不是出于性的本能，只是把自己的痛苦转嫁而已。小尼姑的脸上滑腻的感觉，加上小尼姑骂他“断子绝孙”唤醒了他的性意识。尽管他认为“凡尼姑，一定要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可是当他动了“凡心”之后，就上演了一出求爱的闹剧。阿Q求偶是很正常的，“他之所以敢向吴妈求爱,就是因为他觉得吴妈以一个女佣而寡妇的身份与他是般配的。”他对两性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很大的误区，男女接触被他定性为一种引诱，这也是旧社会对于男女关系的认识。恪守“男女之大防”的阿Q寻找爱情的尝试最后以自己赔礼道歉而收场。“精神胜利法”冲昏了他的头脑，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他觉得他的思想是对的，所以对事情也就不会去论证，加上性冲动的驱使使他失去了理智。恋爱的悲剧也是他“精神胜利”悲剧。

《沉沦》中的“我”对于两性关系的认识要比阿Q进步得多，可是忧郁使得他无法得到爱情。他太需要爱情了，爱可以使他孤独的世界丰富起来。但是，他自卑，忧郁，甚至在面对女孩子的时候都不敢开口。他渴望和女子交谈，可是自卑使他实现夙愿，他应该向阿Q学习，至少阿Q有追求幸福的勇气。他只能用一些变态的方式来排解自己的性苦闷，他不想“沉沦”下去，却抵挡不住欲望的驱使。 “弱国子民”的身份与孤僻自卑的性格使他不得不自我压抑。强烈的爱欲以扭曲的状态表现造成了心理上对性恐惧，这加剧了忧郁和焦虑。他每次“犯罪”以后，他又觉得惭愧，决心改正。在一天天的自我斗争中，他完成了“沉沦”的过程。在得到快感的同时他的忧郁一步一步的加深，最终导致了他人生的悲剧。在即将葬身大海的时候，他把这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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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苦闷与祖国、民族的灾难联系起来。无可否认，这是使这篇小说在当时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的重要因素。

二、 结论

总之，关于阿Q和《沉沦》中的我，他们的很多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的，至于我们的国民性，我想，他们都是国民性的代表，“精神胜利法”是，变态的忧郁也是，他们共同构成了我们国人落后的国民性。要想改变中国，就要摒弃盲目的自信，自尊，也要摒弃那种过渡的自卑心态，只有努力才能强国。

参考文献：

[1]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M]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 鲁迅.阿Q正传.呐喊.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12月北京第一版。

[3] 张汝梅.从《沉沦》看郁达夫小说的浪漫主义风格[J].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2006年 [4]陈理慧.论鲁迅笔下的光棍形象[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6 卷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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