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胡同文化》的文化视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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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胡同文化》的文化视阈

汪曾祺先生是一位具有全方位文化自觉和审美自觉的作家。他的文字娴静淡定、温情优美。汪老比较克制和宽容。他长期生活在北京胡同中，对于“精义是忍”的胡同文化比较熟悉，但他并不是一味迁就胡同文化，而是用他的“水性”对胡同文化进行改造，形成汪氏的胡同味。这种改造的实质就是崇尚平等，以此把他的宽容和胡同文化中的“消极的忍”划清了界限。尽管这种平等崇拜是朴素的原始的，但它却赋予了汪老勃郁的创作生命力，以及深厚的文化担当。



本文就试图从两方面把握《胡同文化》的文化视阈，以此来触摸汪老整体文化的核心——精神价值。



一、“站在现在看过去”的家园温情

汪老是江苏高邮人，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做过教师、编辑，对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汪老晚年主张文学“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上去。而正是这一文学主张使汪老的文风为之一变，汪老也因此把视角转向了那些传统的、已逝的和即将逝去的、身边的文化元素。胡同文化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



北京胡同历经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它是老北京人生活的象征，是北京古老文化的体现。胡同不仅是城市的脉搏，更是北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所。北京人对胡同有着特殊感情，它不仅是百姓们出入家门的通道，更是一座座民俗风情博物馆，烙下了许多社会生活的印记。胡同一般都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买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胡同里没有车水马龙的喧闹，有的只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亲近；有的只是左邻右舍的谈天说地、嘘寒问暖；有的只是亲切融洽的邻里关系。



汪老虽是南方人，但他的大半生都在北京度过，可以说北京已是他的第二故乡。他熟知老北京的生活气息就在这胡同的角角落落里，在这四合院的一砖一瓦里，在居民之间的邻里之情里。而这一切也只有身处其中才有深切体会。



在疏浚北京胡同文化的过程中，汪老感到了一种温馨，一种温情，甚至是一种宽仁，一种清洁。那大大小小的胡同已经深深地打动了老人的心，胡同里市民的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安分守己已深深烙在作者心中。所以他写作起来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他写北京人易于满足，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时写道：“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平实的语言写出了原汁原味的北京市民生活，一个“嘿”字，道出了一种自足和陶醉；他写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在举例之后，作了几句评价：“‘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一个“真有你的！”流露出了一种佩服的感情倾向。



在厚重复杂的土地利益面前，“故土情结”往往被误为矫情的呻吟；但即使作为社会运行的平衡，也需要一种科学的全面统筹的观念避免整个城市陷入功利泥




沼，需要一种共识维护城市记忆和遗存。



汪老，正是“站在现在”这一视阈上去审视“过去”胡同的丰茂与兴盛，并在这一过程中体会胡同所赋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温情，以及心灵的归宿感和家园感。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纵横交错，织成了荟萃万千的京城。胡同深深，胡同深处是无数温暖的家，这就是北京人对胡同有特殊感情的根本原因。



二、“站在明天看现在”的文化生态

这一点极为重要。著名作家冯骥才说：“有些事物的历史文化价值，必须站在未来才能看到。文化，不仅是站在现在看过去，更重要的是站在明天看现在。因此，文化眼光不只是表现为一种文化素养，一种文化意识，更是一种文化远见和历史远见。”



而汪老正是站在“未来”（明天）的立场上来构建他的“文化生态”观的。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从一种意识形态转向另一种意识形态。



《胡同文化》是为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所作的一篇序。在这篇序里，汪老以精准的语言和生动的描述表现了胡同文化的深刻内涵。虽有对胡同文化的理性的分析批判，但在平淡的叙述中饱含了强烈的感情，自然流露出对胡同文化的怀旧和感伤情绪，使人们不禁感受到汪老的冷静和睿智。面对眼前的胡同的逐渐衰败与没落以及总有一天会消失的现实，我们的汪老是怎样的以天下为己任在思考如何科学地全面地发展。在商品经济大潮浪涌的今天，如何避免整个城市都陷入功利的泥淖；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如何保留一份城市的记忆和遗存，如何给传统的文化一个立足的地方，如何给传统的文化一个赖以寄存的物质基础，给老北京人留下一片精神滋养的土壤和心灵归宿的家园。



汪老知道，胡同的日益衰败，日益减少，打乱了原来的格局，更搅乱了胡同市民的宁静生活。由于这种文化有封闭守旧的一面，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它必定要被淘汰。那种坐在大槐树下唠嗑的闲适，那种远亲不如近邻的“处街坊”，那种剃头挑子磨剪刀磨刀的吆喝，那种原汁原味的京味生活可能就会不复存在。作者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是可贵的。



一个艺术家担当世界的方式，就是用自己的作品，对人性的苦难与文化的灭亡作温情的抚慰，悲悯的哀吟，绝望的抗议。他既不满足于代圣贤立言，也不满足于代时代发言。他要写他自己对人生的体验，要表达他自己对文化的理解与悲悯。他不但敢于洞悉文化的真相(无尽的压抑与劳苦)，敢于洞悉世界的真相(无休的败落与灭亡)，而且有了一定的力量担当这真相。



《胡同文化》以温馨的情调，叙述了胡同文化的发展历程，最后以“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来表达胡同文化的荒寒。






可以相信，这种末世体验敲击着他的神经，给他开启了无数希望。

当代作家刘亮程在《对一个村庄的认识》中说：“对我而言，它（村庄故园）是精神与心灵的。我们的肉体可以跟随时间身不由己地进入现代，而精神和心灵却有它自己的栖居年代，我们无法迁移它。”



作家李国文说：“树木会老，人会死，胡同也有它终结的一天。”而我要说的是：也许有一天，胡同真的没了，但我们至少可以在汪老的这篇《胡同文化》里体会北京胡同里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亲切、良善、和霭、信任，以及那种不同寻常的文化魅力，那种精神传统留存在人们心灵中的美。



汪老怀着极其悲悯的情怀呼唤文化的更新和替代，他深知这个社会如果只有“胡同”文化，那就太单调、太机械、太竭泽而渔，是商业社会的强权话语。正是由于其他文化的介入，使人类的文化精神生态获得新的平衡，人类的情感、欲望、主体和意志得到更高层面的整合。这就是汪老更高视阈上的一种文化眼光——文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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