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在发展过程中与现代歌词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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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在发展过程中与现代歌词的分离

作者：朱雪佩

来源：《卷宗》2018年第33期

五四时期诞生了中国新诗，目前学术界存在争议的胡适的《尝试集》不管是否是开创了中国新诗的新纪元，但它所存在的历史价值却不可否认，而且当中由《希望》改编的校园民谣《兰花草》也传唱至今。被萧友梅称赞为“替我国音乐界开出了一个新纪元”的赵元任，他的《新诗歌集》收录了由中国新诗谱为歌曲的作品。有诗人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经赵元任谱曲后，风靡全国。由此可见，五四时期的中国新诗人，一边写出优秀的新诗，一边也让新诗成为大众传唱的歌词。不仅契合了古代歌诗的发展，延续了“诗之根在歌词”的传统，而且也让中国新诗与现代歌词得到了很好的融合。毫无疑问，“白话新诗的诞生给现代歌词带来新的生长土壤”。

中国新诗对现代歌词的发展虽然有这样良好的开头，但新诗与歌词很快便产生了分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出现了“毛毛雨派”之类的流行歌曲，“娱乐歌以及左翼电影歌曲”的出现，还有专业词作家的积极创作，让中国新诗与现代歌词产生了分离。那么，中国新诗为何会与现代歌词产生分离呢？又是怎样分离的？分离后对于歌词和新诗有什么影响呢？新诗能否又重新回到现代歌词呢？对于中国新诗与现代歌词的关系，学者们进行过屡次讨论，至今仍是一股热潮。本文就立足于中国新诗在二十年代后期与现代歌词的分离及其原因，浅析中国新诗在二十年代后期为何不能与现代歌词融合，从而探索中国新诗和现代歌词新的结合点。 1 现代歌词的开端：中国新诗的产生

晚清到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现代化产生了文学观念的变革——“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对于“诗界革命”，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代歌词的诞生。被认为是现代音乐开端的学堂乐歌，其歌词的创作可以看到新诗的身影。例如由沈心工先生创作的最早的学堂乐歌《体操》（后改名《男儿第一志气高》），在最初创作的这一首歌词中，完全没有按照旧体诗格律进行创作。而是加以改变，句与句在整齐押韵的基础上，渐渐呈现出新的写作趋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除了音乐家们下意识中创作的学堂乐歌有新诗的轨迹之外，学者、文人们也自发地创作中国新诗，比如胡适、刘半农、郭沫若、徐志摩、陈梦家等诗人。他们不仅创作了优秀的新诗，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歌词，为现代歌词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开端。1926年，由刘半农创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由赵元任谱曲后，瞬间风靡全国，影响深远。除了刘半农这首歌以外，由诗谱为歌曲的还有徐志摩的一些作品。徐志摩是新月派诗人，而新月派诗人代表闻一多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三美，概括出徐志摩诗呈现天然的音乐韵律，并且遵守诗歌的格律化，因此，他的诗拥有天然的音乐美，一经谱曲，立刻呈现出动人的音乐性，利于传唱。比如他的诗《我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被谱成曲，歌词具有很强的音乐性，整首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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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句反复吟唱，最后一句整齐押韵，完全符合闻一多所提出的新诗的“三美”。歌词优美整齐，唱起来朗朗上口，具有现代歌词的特征。

由新诗演变成为现代歌词，毫无疑问现代歌词与新诗得到了很好的契合，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从“上古歌谣”到《诗经》、汉乐府民歌、南北朝民歌，再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曲这一“歌诗”传统，也让现代歌词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2 中国新诗与现代歌词的分离：多种力量的结果

最早的新诗入歌也是具有选择性，并非每一首新诗都可以进行谱曲演唱。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提出“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所以，一种文体经过发展后渐渐会演变或者衍生为另外一种文体。那么，对于新诗与现代歌词来说，分离也可能是一种必然的经过，更存在着多种原因。

2.1 诗语言与歌语言的不同

“歌词贵平易，诗多深奥；歌词贵感性，诗多智性；歌词贵直露，诗多掩饰；歌词贵清晰，诗贵歧义；歌词讲究朗朗上口，节奏紧凑，诗歌多婉转，曲径通幽。”由此可以看出诗与歌还是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中国新诗在初期的探索发展到后面一步步趋向成熟。诗歌语言等也走向诗体化，而歌词毕竟是大众化、通俗化的文体，势必在创作时会更加偏向于口语。这样易于大众传唱和接受。三十年代的诗人卞之琳为例，他的代表作《断章》，当刘半农的《叫我如何不想她》风靡一时的时候，这首新诗却不能谱曲进行传唱。同样的徐志摩的《我不知道风往哪一个方向吹》整齐的韵律有一唱三叹之感。音乐化的语言让歌词的音乐性更加强烈，这就是一首为歌而写的诗。但闻一多的《红烛》《死水》等，却不能谱曲演唱。因此，诗语言与歌语言所存在的差异成为新诗与现代歌词融合的一大阻碍。 2.2 新的音乐形式——流行音乐及影视歌曲的出现

从晚清以来，上海就是除了北京以外的另一个繁华都市。受殖民文化的影响，1920年代在这片“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市民的文化生活出现了对流行音乐的需求，流行音乐开始在上海萌芽。1927年，一首由黎锦晖创作的《毛毛雨》一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拉开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序幕，流行歌曲和新诗是现代诗歌两个分支。“在歌词方面，黎锦晖打破了封建礼仪的束缚，大胆的写出了男女之间的淳朴爱情，在当时被称为‘家庭爱情歌词’，体现了‘新文化运动’后，新女性突破长期封建思想束缚。因此受到了大众的喜爱。但是当这首歌曲造成广泛流行的同时，它和它的作者却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批评与指责，引来了众多非议。”而当流行音乐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生根发芽的时候，有声电影也在1926年进入了上海，电影和音乐开始密切合作，而电影歌曲也成为了新式音乐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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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流行音乐和影视歌曲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歌词的创作内容，“歌词所呈现的内容多以爱情题材为主，以及花前月下、悠闲自在的生活题材，和部分描写那个特殊时代“享乐主义”的内容，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显得很格格不入”，因此，诗人们也都望而却步。 2.3 专业作词人的出现

如果说开创中国近代音乐新纪元的是“学堂乐歌”，那么，沈心工就是“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因为沈心工不仅在小学开设乐歌课，还大量进行乐歌歌词创作，比如《体操─兵操》（又名《男儿第一志气高》《黄河》《从军歌》《爱国》。因此，他成了近代大量写歌词的词作家。除了沈心工以外，还有李叔同、萧友梅、黎锦晖等词人。到了三十年代，创作方面除了黎锦光、陈歌辛之外，还有贺绿汀、田汉、塞克、光未然等。很显然，这些词作家（有些是音乐家）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我国音乐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歌词内容的不断丰富。他们的作品代表着歌词创作的新水平。新诗给予现代歌词的生长提供了土壤，但又在新诗的基础上开拓出了新的天地。正是在这样一种区分下，新诗与现代歌词也渐渐产生了分离。 3 歌——诗结合的未来

在中国新诗产生之初，它是以谱曲传唱的方式得到了大众的认可与传播，所以歌词呈现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到了二十年代末以后，随着新诗不断发展成熟，与歌词的分离越来越远，在后面的发展中，歌词很少再与新诗结合。“诗人和词人试图重新寻找诗和歌新的结合点”，希望能呈现出诗与歌词结合的复兴，而且也越来越多的人在注意这个问题。

近期，央视推出的一档深受大众喜爱的综艺节目《经典咏流传》，让中国新诗与现代歌词的融合看到了希望。《经典咏流传》以古典诗词为基础，当代词人对原有诗词进行改编或原文引用，谱以现代曲调进行传唱。那么同样如此，出现了舒婷的《致橡树》谱曲，到木心的《从前慢》，再到最近的李元胜的《我想和你虚度时光》谱曲进行传唱，这是否预示着未来“歌——诗结合”会变成一种趋势，也让诗人和词人找到了诗和歌的新的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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