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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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与策略

2015年03月18日 18: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卫小将

作者简介：卫小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

社会工作是一种制度化的助人专业与职业，它对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和改进社会治理方式都具有积极的作用。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工作发展事业。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总目标；2008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水平考试全面推开；201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纲要（2010-2020）》将社会工作者列为未来急需的六大人才之一；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大力推进了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进程。在这一系列政策和举措的推动之下，我国的社会工作呈现出“后发快生”的发展态势，由此，发展路径与发展策略也成为了关键性的议题。

我国的社会工作发展走了一条不同于欧美国家的路径，欧美国家是“先有实践，后有教育”，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而我国则是“教育先行，实践后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社会工作经历了两大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教育领域的发展和探索，大致时间为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转型引发了诸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工作在应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中被赋予了重要的期望和使命。因此，许多对社会问题较为敏感的教育工作者抱有一种专业理想主义的色彩。

在他们的推动之下，许多高校开始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培养社会工作学生，社会工作教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然而，这种发展不同程度存在着“专业自我殖民化”的倾向，具体表现为大量复制和照搬欧美社会工作模式，使用欧美的价值伦理、理论知识、工作模式、技巧手法等培养学生。第二个阶段主要是职业领域的发展和探索，大致时间为21世纪初期至今。在国家政策的强力助推之下，社会工作开始从教育领域发展到职业领域，各类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纷纷注册成立。广大社会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逐步认识到欧美专业理论与中国本土问题的非契合性的一面，因此本土化探索开始成为了备受关注的议题。从学理上讲，本土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发展程度上包括低级和高级两个阶段，低级阶段主要指一种外衍性的发展，即主要以欧美社会工作为中心，调适中国本土实际以填充和适应欧美既定框架。高级阶段主要指土生化阶段，是一种内生性的发展，主要以本土实际为中心，其最终目标是构建一种本土性的社会工作。鉴于此，我们尝试初步提出中国社会工作的宏观发展步骤与策略。

其一，检视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将社会工作发展重心转移到本土性社会工作探索上来。摒弃机械复制欧美社会工作理论和模式的做法，摆脱欧美社会工作框架、概念和语境的束缚。积极开展欧美社会工作与本土性助人工作的对话与交流，消弭二者“专业与非专业”的对立话语图式。以本土性助人工作为探寻质点循序渐进向外拓展，吸纳并融合欧美专业社会工作的积极元素，优劣互补，开启本土性社会工作模式的探索进程。

其二，将本土性社会工作构建成一门专业和科学的知识体系，挖掘、提炼和重构其存在的基础，主要包括哲学基础、价值灵魂、理论知识、伦理操守、角色定位和实务技巧等。传统上，我们并未将本土性助人工作视为是一种科学和专业，究其缘由在于我们疏于归结和提炼其存在的知识基础，导致缺少系统性和传承性，进而呈现出碎片性和零散化的特征。由此可见，发展本土性社会工作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就是系统归结其存在的知识基础。基于本土的实际情况，这些知识基础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


提炼，一是从本土哲学、价值、文化、信仰、理论和生活常识中找寻；二是从欧美专业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中提取和借鉴；三是从广大助人工作者的实践经验和助人智慧中总结。

其三，厘定社会工作的具体服务领域与内容。当前我国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是较为混乱的，似乎社会工作可以涉足任何领域。事实上，社会工作有其自身的工作范畴和局限性，根据我国的现实将社会工作服务领域厘定为农村社会工作、城市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民族社会工作、反贫困社会工作、矫正社会工作、灾害社会工作、义务社会工作、工业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儿童社会工作、老年人社会工作、残障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和特殊群体社会工作。其中特殊群体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主要包括留守妇女儿童、流浪儿童、失足妇女、失地农民、毒品成瘾者、“失独”家庭、五保老人、艾滋病人、上访群体等。在这些服务领域中，我们还没有能力服务覆盖所有的人群，只能重点关注弱势群体，尤其是特殊群体。在服务内容上，应重点关注物质层面，兼顾心理和精神层面。在工作重点上应偏向于宏观性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

其四，检视现有社会工作运行模式，不断探索和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构建契合本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运作模式。目前我国的社会工作已经初步形成了上海模式、深圳模式、江西万载模式、四川模式等，这些模式在取得宝贵经验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问题。藉此，我们需要明确“政府—社会组织—服务对象”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各自的角色定位。通过各种政策法规建立健全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认证和审查制度，规范社会工作机构注册制度，完善社会工作督导制度，探索社会工作者晋升和工资待遇办法，不断推进和改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等。最重要的是要将社会工作运行模式与本土性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结合起来。

其五，通过探索一种有效的行动研究机制，引导研究者、教师、实务工作者和服务对象参与到本土性社会工作的建构中来，实现社会工作教育、研究和实务的有机结合。当前，我国的社会工作教育、研究和实务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相互脱节的，教育者和研究者多为“学院派”，比较注重理论而轻视实务，较少参与一线实务工作，而且深受欧美社会工作理论的影响，对于其本土性社会工作的探讨和研究不足。而一线社会工作者虽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知识，但碍于精力和能力问题很难以将这些知识升华和提炼。服务对象对于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契合性最有发言权，但由于缺乏一种主体性而被排斥在社会工作制度建构之外。由此，我们需要将研究者、教师、实务工作者和服务对象纳入到行动研究中来，他们既是研究者，又是参与者和行动者，通过一种互动合作的研究过程逐步建构本土性的社会工作模式。

其六，在全球化视阈中探索本土性的社会工作。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工作的对话、交流与协作，融合发达国家专业化的优势，汲取发展中国家本土化的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扎根于本土性助人工作拓展出本土性社会工作，由引进来变为走出去，积极反哺欧美国家，为国际社会工作发展贡献本土性的经验和模式。总括而言，当前，我们要需要构建一种行政主导的、宏观社会问题为指向的、以解决物质需求为主精神需求为辅的、适应各地需求的灵活多元和开放式的社会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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