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传播与唐诗经典的传唱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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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传播与唐诗经典的传唱效应

作者：王世立

来源：《语文学刊》 2013年第4期



王世立

(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传播学系，湖北武汉430205)

［摘要］口头传播是唐诗经典传播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方式，主要在民间普通读者中展开，具有通俗化特点。民间读者的口头传播可细分为歌唱与口头传诵，往往能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尤其是语言通俗，风格贴近大众的作品，更能得到很好的流传，甚至成为大众心目中的经典，形成一种“传唱效应”，成为唐诗经典化过程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关键词］唐诗；经典；口头传播；传唱效应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3)04-0004-02

唐诗之所以繁荣，而且能在后世成为经典，除本身高超的艺术价值之外，也与当时高度发达的传播方式有密切关系。唐诗的传播主要有人际传播、书面传播、口头传播三种形式。人际传播主要是限于诗人自身的生活圈，以创作群体为核心而展开，传播范围比较小。书面传播主要是以选本、诗人别集的形式进入读者层，传播面广，涵盖不同类型的读者，当然也包括民间普通读者。口头传播也涵盖各个读者层，包括诗人自身，如乐工歌妓与唐代诗人的交往与传唱，就是在创作群体内部传播。尽管中国古代文人与歌妓交往密切，口头传播自然也离不开精英读者的参与，但总体看来，口头传播主要还是在民间普通读者中展开。

不同的传播场域，所造成的传播效果是不同的。唐诗受文学传播机制的影响非常明显，各时代的传播机制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唐诗的接受效果，不同作家的地位和知名度也会因此而波动。民间读者的口头传播可细分为歌唱与口头传诵，往往能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尤其是语言通俗，风格贴近大众的作品，更能得到很好的流传，甚至成为大众心目中的经典，形成一种“传唱效应”。

歌唱借助音乐，乐工、歌妓自然是歌唱的主体，正是他们的演唱把文人作品广播于民间，使民间的大范围口头传播成为可能。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形式是来自大众的。如刘禹锡《竹枝词》在民间的广泛流传就是一例；再如《刘宾客嘉话录》记载一位贫穷但勤劳乐观的卖薄饼者，每天吟唱王维《渭城曲》一事。其载曰：

刑部侍郎从伯伯刍尝言：某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饼者，早过户，未尝不闻讴歌而当垆，兴甚早。一旦，召之与语，贫窘可怜。因与万钱，令多其本，日取饼以偿之。欣然持镪而去。后过其户，则寂然不闻讴歌之声。谓其逝矣。及呼，乃至，谓曰：“尔何辍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计转粗，不暇唱《渭城》矣。”从伯曰：“吾思官徒亦然。”因成大噱。［1］794

像这样的买饼者在民间可谓数不胜数，他们是古代民间通俗文化的一个缩影，也代表了一股强大的通俗文化力量。通过来自民间的不同身份、不同角色的普通读者的传唱，足以使所唱作品深入人心，成为大众的经典。

口头传诵不借助音乐，属于口语传播，自由度极高，作用于人的听觉，相比于书面传播，对于接受者的文化要求不高，因此适于传诵比较通俗易懂的、带有大众色彩的诗篇。如元白的诗歌就正好符合这一特点，在民间流传甚广。《唐诗纪事》卷三十八记载了白居易、元稹诗歌


在民间传唱的盛况：“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之为微之也……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2］577与元稹相比，白居易民间传播及接受效果更好。《旧唐书·白居易传》亦载：“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白居易）诗者。”［3］4349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数唐宣宗对白居易的评价：“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4］160“童子解吟”说明白诗打破了年龄的界限，适合各个年龄的审美口味，而“胡儿能唱”则是说其诗打破了地域的界限，连少数民族的人民都争相传唱白诗，近乎夸张的评价足以说明白诗在当时流传程度之广，受欢迎程度之高。《酉阳杂俎》前集卷八还记载了一则离奇而有趣的事情：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刭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扎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细。凡刻三十余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5］77

一个下层杂役将全身刻满白诗且能熟练记诵，能对白居易诗喜爱到如此狂热的程度，可见白诗在民间的影响力之大，流布之广、之深。当然，白诗的流行除了白居易积极主动的传播意识之外，与白诗的通俗易懂是有直接关系的。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非主流的作家也常常因其作品风格通俗、易于传唱而被民间读者所接受，并得到重视。一些在主流社会不被重视甚至被埋没的诗人，因其作品风格贴近大众，往往能收到很好的传播和接受效果，甚至被奉为经典。以寒山诗为例。寒山诗在诞生之后，长期被正统文学排除在外，既没有得到文士们的普遍认同和鉴赏，也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官方印刻的道藏与佛藏中，其诗也不见录。因此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官方还是文人诗选，都难以寻觅寒山诗的踪影。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长期游离于主流之外的诗人，在民间却深受欢迎，其流传和接受情况一直是长盛不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寒山诗的独特风格，其诗“不拘格律，直写胸臆，或俗或雅，涉笔成趣”［6］1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结其风格曰：“其诗有工语，有率语，有庄语，有谐语也。至云‘不烦郑氏笺，岂待毛公解’，又似儒生语。大抵佛语、菩萨语也。今观所作，皆信手拈弄，全作禅门渴语，不可复以诗格绳之。”［7］3842可见，其诗多样化、通俗化、近似民歌的风格特点，以及浅近自然、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大众，易于为大众所接受。

试举几首寒山诗。如《老翁娶少妇》：“老翁娶少妇，发白妇不耐。老婆嫁少夫，面黄夫不爱。老翁娶老婆，一一无弃背。少妇嫁少夫，两两相怜态。”［8］9079再如《我住在村乡》：“我住在村乡，无爷亦无娘。无名无姓第，人唤作张王。并无人教我，贫贱也寻常。自怜心的实，坚固等金刚。”［8］9099这些诗歌质朴无华，但机趣横生，幽默诙谐，又带有深厚的生活气息。

寒山还用他的诗歌表明了他的作诗理念：“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不烦郑氏笺，岂待毛公解。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8］9101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寒山对自己的诗歌是比较有自信的，认为只要遇到“明眼人”，其诗“即自流天下”。另外，这首诗也表达出其作诗反对典故连篇、提倡用俗语、不讲音律的创作理念。

由此可见，民间读者的口头传播使得像白居易、元稹、寒山这样的风格通俗的诗人在民间广受欢迎，成为大众心中的经典诗人，同时也使得像《渭城曲》、《长恨歌》、《琵琶行》等


这样易于传唱的诗篇迅速在民间流传开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从这个意义上讲，民间读者的“传唱效应”能迅速使经典走出精英阶层，走向大众，扩大经典的社会上的影响力，从而在经典的形成过程中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因此，高明的诗人应该有一定的“读者意识”，在考虑自己作品的流传时，除了在意评家、选家的态度之外，还应在意作品在普通读者中的接受效果，这样才有利于自身作品的经典化。

【参考文献】

［1］韦绚，撰.阳羡生，校点.刘宾客嘉话录［C］//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八）［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M］.中华书局，1975.

［4］王定保.唐摭言［M］.中华书局，1959.

［5］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前集卷八）［M］.中华书局，1981.

［6］项楚.寒山诗注·前言［M］.中华书局，2003.

［7］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九（别集类二）［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8］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八百六）［M］.中华书局，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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