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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羌族肩铃舞艺术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哲学基础，产生于对人类文艺实践的历史总结，并且自创立伊始，就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极为丰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精辟地分析了艺术与社会其他方面尤其是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指出，艺术的发展决不是同社会物质基础的发展成比例的。毛泽东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在领导中国人民抗击外侮，取得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胜利的同时，还耗费巨大的心血对中国文艺尤其是革命文艺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是由他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中国文艺尤其是革命文艺指明了发展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舞蹈艺术作为艺术文化领域里重要的组成部分，理所应当受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文艺理论的指导。
恩格斯曾以“时代的旗帜”赞誉那些描写“下层等级”的“生活、命运、欢乐和痛苦”的进步作家。这说明他早已关注文艺为了谁的问题，并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毛泽东则进一步明确革命文艺必须解决“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这个根本问题，为此，他进行了深入调查和思考，并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作了详细地论述，显示了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敏锐的洞察力。舞蹈艺术同样也必须以此为产生基础和发展路径，以羌族舞蹈为例，其产生与发展必然受到羌族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创造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羌族舞蹈艺术，而羌族肩铃舞正是因为兼具群体性、民俗性、宗教性的文化内涵及实用性、娱乐性和教育性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羌族的社会结构、生活、生产状况以及思想意识与精神状态。才为人们所接受和传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
到保护和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观点来看，单纯就舞蹈动作而言，其属于客观实在的物质的范畴，而舞者通过动作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则属于意识的范畴，舞蹈的动作决定着舞者所表达的内在情感，而舞蹈作品的精华更在于所内含的感情，两者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羌族舞蹈多和民俗活动相结合，往往是边歌边舞，常伴以羌笛、口弦、羊皮鼓等乐器，节奏舒缓有致，旋律明快优美，形式质朴粗犷，流畅自由，生活气息浓郁。其舞蹈动作的主要特点是上肢与手部的动作较少，多以躯干和脚部动作为主，主要表现为身体的轴向转动、左右拧倾、肩部转动、多侧面顶胯、脚部点踏等。受地理环境、民俗传统、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羌族舞蹈形成了多种不同的风格，其中，较为典型的有“萨朗”和“席步蹴”。“萨朗”多体现在自娱自乐性舞蹈中，表现豁达乐观、热情奔放、粗犷朴实的风格，舞蹈动作上以身体多侧面的顶胯和轴向转动为主；“席步蹴” 多在祭祀活动中出现，因受宗教祭祀礼仪的影响和限制。形成了动律下沉、舞姿古朴典雅的风格，舞蹈动作上以上身倾斜和拧倾为主，羌族肩铃舞起源于祭祀性舞蹈，也保留了以上这些舞蹈风格和动作特点，可贵的是，羌族肩铃舞采用了色泽艳丽的肩铃，通过舞者肩部运动，使铃铛多角度飞旋，弥补了由于舞蹈动律下沉所带来的空间表现不均衡的不足，也极大地提升了观赏性。伴着欢快的羌族音乐，羌族姑娘尽情地舞动着肩铃，脚步是那么灵动，姿态是那么優美，散发着高山旷野的泥土芬芳，蕴含着羌族人民的坚强与豁达，彰显着羌族同胞的热情和善良。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文艺工作要深入群众、深入实践。 这两个“深入”深刻揭示了在当时的历史与客观条件下，先进的革命文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途径，这个根本途径，体现了文艺也要遵循客观规律性及主观能动性辩证统一的必要要求，也就是说，文艺工作应当尊重客观规律，并在此前提下充分发挥文艺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由此出发，舞蹈艺术的产生与发展亦必然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以羌族肩铃舞为例，其最初形制起源于羌族祭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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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