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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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一、胡适求学

胡适出生在上海，祖籍安徽绩溪。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胡适这个名字，是他二哥在他在上海求学时候替他取得字，取自于严复的《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

胡适生于上海，但是随后不久由于他的父亲胡传调职于台湾，于是他的母亲冯顺弟带着出生不到百日的胡适也去了台湾。直到三岁后才回到他真正的家乡安徽绩溪上庄，然而此时的他已经在父亲的启蒙下习得了七百多个方块字，可见胡适的天资聪颖。但是在胡适母子回到家乡不久，他的父亲就死在了厦门，临死时写下的遗嘱还要胡适多读书努力上进。

由于父亲的去世，一家的日子开始变得辛苦，胡适的母亲是他父亲的填房，所以此时二十三岁冯顺弟就做了寡妇，可是胡家又是个当家后母，所以生活的更加是艰辛。但是冯顺弟对于胡适寄托了全部的希望，期冀胡适读书上进。在胡适先生的《四十自述》中提到，在胡适上学的私塾里面一般同学每年只收2元，但是胡适的母亲却从6元起，一直加到12元。就这样，胡适在家乡完成了他最为重要的9年基础教育。在《四十自述》中还提到一点，他最早读的书是他父亲胡传所编写，分别是四言韵文集《学为人诗》和《原学》。他在私塾中读书是极认真的，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到，每天早晨背完生书才回家吃早饭。他在私塾里面读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根基。 十四岁时，胡适的三哥生病极重，准备送他去上海就医，胡适也跟着去上海读书。在上海读书的胡适也是极其认真，常常跳级，因而导致身体变差，一度双耳几乎全聋。但是又是由于些“闲事”，三次都没有从中学中毕业。后来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官费生，因为是用“胡适”这个名字报考的，自此以后正是对外沿用这个名字。

开始时家人为了其“前途”着想，让他学习工科。最后胡适做了一个折中的选择，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但是最后实在是没有兴趣继续学农学，因而胡适又进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承杜威先生。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时期，开始讨论文学革命问题，后结识到国内的陈独秀，并在其主办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但是在读博时，学位还没有拿到，就被陈独秀从美国到北大，直到十年后才正式毕业。 二、 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 在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之中，《新青年》杂志和北大成了最主要的阵地之一。胡适在归国之前就已经着手文学革命，同留学生们宣扬白话文的使用，但是并没有达到他所设想的那样的支持，所有人中只有一个人陈衡哲支持他，因此他觉得在思想新潮的留学生中都难以推广，要想在国内普遍推广，势必也是困难重重，因此当国内的陈独秀想为《新青年》向他约稿的时候，他便不敢再直接采用革命的提议，因而改用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所以这篇《文学改良刍议》作为试水之作便应运而生。然而陈独秀十分看好这个提议，随后便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大肆宣扬白话文运动。《新青年》也因此成为白话文普及的平台，胡适带头创作白话诗，比如那首著名的《蝴蝶》。随后又邀请鲁迅，在《新青年》上连载白话小说。

新文化运动中的矛头直指传统儒家文学，“打倒孔家店”成了新文化运动中一项最为重要的战斗活动，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的“打倒孔家店”，并“非抨击孔子之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抨击孔子，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胡适在其《四十自述》中提到，自己小时候也拜过孔子，自己在家里面也摆了一个自制的


“孔庙”，每天按时祭拜。但是随后收到西方民主的思潮后，就不再对孔夫子盲目的崇拜了。

胡适在这次活动中，将矛头直指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旧伦理旧道德，抨击专制主义中的“节烈”“孝道”。其中“节烈”问题尤其严重，妇女守节，甚至是烈女殉夫的事情屡见不鲜。而且不光民众认为这种“节烈”行为是高尚的，连官府也提倡这种行为，甚至在法律条文中规定，奖励这些年少守寡的妇女自杀。胡适是极看不惯也是不能理解这种行为，发表不少文章 ，如《美国的妇人》《论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等，来表明自己反对这种“贞操论”

对于“孝道”的抨击，胡适所指的并不是指子女不应该不孝顺自己的父母，因为胡适本人就是个极孝顺母亲的人，而是反对那种愚孝的行为，攻击那些“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那种思想，否定那些盲目有虚伪的“孝道”。同他有同样思想的还有鲁迅，同时期鲁迅也发表了关于“节烈”“孝道”的著名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可见在此时期，鲁迅与胡适是站在统一战线中的。 胡适由于被陈独秀风风火火的拉回国，大搞文学革命之事，因而并没有完整的读完博士。1919年2月，本作为胡适的博士论文，后又作为胡适在北大任教的教案，经过一番扩充整理之后，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讲义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才发下来，就被同教中国哲学的陈老先生大肆嘲笑。因为胡适是直接从《开始》讲起，因为《诗经》之前并没有实际史料可查，全然不必讲习。他第一次用西方科学的方法，删去三皇五帝这些传说神话，直接从有据可考的老子孔子讲起，慢慢摸索中国哲学的发展线索，这种方法让学生们都耳目一新。这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道路，便于众人摸索。于是听胡适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多，连毛泽东当时都十分喜欢听胡适授课。同时，他还将这种考据学的方法引进到其他方面，比如对《红楼梦》的研究，从此开辟了“新红学”。 三、容忍与自由

在当时的动荡社会之中，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的胡适，势必会面对无数的纷纷扰扰。而且当时的胡适少年成名，名声大噪，但是胡适却一点都没有被这激烈的环境所影响，在众人面前总是一副宽厚温和包容的样子。

胡适将自己这种性格的养成归功于他的母亲，他在《四十自述》中写过这么一段话：“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多时候也很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在母亲的教训下住了九年，受了她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做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由于蔡元培校长的“兼容并包”的思想，所以北大里面既有胡适这样有新思想的教授，也有像辜鸿铭这样的保守派。在白话文运动推广中，遇到不少反对的声音，但是胡适并没有像他的新思想的伙伴们那样激进，而且他邀请了保守派中的一员，在《新青年》中发表反对白话文运动的文章。不管观念是否有冲突，但是胡适都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包容，能够自由的发表自己的意见。

由于“五四运动”的爆发，社会里面爆发了一股强烈的革命风潮。这些拥有新思想，新的理论武器的青年们，学生们纷纷开始了各种行动上，言语上的的斗争。这与胡适温和改良的方针相左。他在给鲁迅、周作人、陈源的信中表示，自己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卫士，最怕社会会变得猜疑，冷酷，不容忍。对于他们开展的笔战都有着不容忍的意味，会让青年们得到不容忍的暗示。

后来，胡适移居台湾，1959年3月 2日在他所创办的《自由中国》上刊登了《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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