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与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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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先生与《老王》

作者：张蛰

写《杨绛先生与<老王>》的冲动已经很久，十年前就想写。那个时候看到苏版初中语文教材里选了《老王》，老师们都在课堂上大谈老王的善良与勤劳，我很替学生着急，也替教材编写者着急。后来《老王》又进了苏版高中语文教材，老师们在课堂上除了谈老王的善良，富有同情心，渴望家庭温暖又不得的可怜外，开始谈善于自省和道德担当的美好的杨绛先生，这是一种阅读的进步，也是对文本价值的尊重，然而我仍然觉得中学的阅读尤其高中的阅读教学没有走到文本价值的核心地带。

这让我想起自己2000年夏天读《老王》时的情形，那是我记不清第几次读这篇文章了，那一天，我翻的是三联书店94版《杂忆与杂写》中的《老王》，在电风扇搅起的呼呼热风里，我在学校图书室的一角，又一次读到杨绛说“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杨绛明明是不幸的，为何要说自己是幸运的人？她愧怍什么？杨绛想让这篇文章告诉这个世界什么？这一念头让我呆愣了半个下午，不断地有判断，又不断地否定。之后许多天，竟慢慢品出若干让人神伤不已又肃然起敬的碎片来。

我的阅读判断是，如果与“老王”们比，她是“幸运”的，她毕竟没在最困顿的物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如果与同时代的“杨绛”们比，她也是“幸运”的，运动过后她毕竟还活着。但“幸运”的定义在杨绛先生那里显然不是指一个人能够存在于世上，能够不像“老王”般为活命苦苦挣扎于这个世界。我有些痛苦地承认，“一个幸运的人”实在是杨绛先生生存于对照下的安慰与感慨，这是先生对那个时代的反语。她为何“愧怍”？我最初的思考正是当下中学语文课堂的结论——老王想在最后的人世告别中获得家庭般的温暖和亲人般的关照，这种感恩与渴望亲情的复杂心理当时被杨绛忽略了，等到老王孤独甚至有些凄凉地离开人世后，杨绛才突然意识到这些而顿感“愧怍”。然而在2000年的夏天，我并没有就此止步，我想知道这篇文章到底想交给这个世界什么样的文字意义，仅仅是一个好人老王和另一个好人杨绛吗？阅读杨绛的人都知道，杨先生对“文革”记忆的情感表述历来隐忍和节制，在《老王》中，她不写其时北京街头的疯狂，不写那时候群体干出的最恶劣的极端勾当，她只写好人老王的朴素。为何老王哑着嗓子悄悄一句“你还有钱吗”能让杨绛先生记忆多年？这是因为杨绛在现实里看到的如老王般的“老王们”多已狂暴，而老王却成了那个时代最稀缺的良善。多年之后，当愧怍感折磨杨绛时，当杨绛提笔准备记述老王时，就是这种原始般的朴素，让杨绛再看到的老王已经不仅是那个善良、富有同情心的老王了，杨绛透过好人老王看到了普通人群中悲天悯人品格、质朴道德情怀的存在。更重要的是，杨绛先生通过老王还看到了这样质朴的存在对道德崩塌的社会有着怎样的意义。由此看，杨绛的“愧怍”就不仅仅是多年后明白了老王期盼亲情与温暖而不得的愧怍，而是认识到老王朴素的道德自觉后的愧怍，更是面对老王自然守护朴素道德的愧怍。杨绛先生的“愧怍”既是对道德担当的自我批判，也是对整个社会道德状态的忧虑和批判。今天，好的中学语文课堂已经可以走到这里。但是，如果说杨绛先生的《老王》想告诉世界这个，我是不能完全同意的，先生的《老王》还有更大的价值。

那段时间，我处在阅读的兴奋里，总是想，在那样的社会状态下，在杨绛的生活视野中，在她的苦闷与忧虑中，老王就像一棵荒原上的树一般以最自然、最坚忍朴素的态度存在着。当杨绛有一天看到了这种存在的意义，她是多么地激动啊，


这种来自草民阶层的朴素的道德自觉和对道德良知的坚守对杨绛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精神鼓舞。出于作家的使命，她要表现一个善良、正直、孤独、让人甚感其凄苦的老王，但她更要表现一个朴素的伟大的存在，她特别要传达自己从这样的一个“存在”中看到民族道德良知依然存在时的感动与灵魂受到的鼓舞。于是，就有了《老王》。

所以，《老王》传递给世界的信息不单单有善良的老王与自省的杨绛，《老王》自身也是一个“存在”，这篇文章的价值就在于它默默地告示这个世界：在良知与道德普遍匮乏的时代，这个民族的底层依然有人在静静地坚守道德与良知。这是一个民族依然可以向前的信息，这是一个族群在幽暗中的灯火。这是一种温暖，就像当初老王告诉了杨绛一样，今天杨绛先生与《老王》一起又告诉了我们。老王也好，杨绛也罢，他们都是普通民众在特殊年代对道德良知和光辉人性坚守的见证，没有当年的他们，我们无以回首。

赫尔岑说：“一个人通过阅读体验了时代。”而我要说，我们还应该从阅读中看到未来。我知道让学生读到这个程度有些困难，但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当有这种阅读的视界。 附识：

7月11日“笔会”刊发整版的“阅读”文章时，我的小文章《“雷雨”：也许是尊严催生了悲剧》也在其中。文章见报后接到若干朋友的电话，大家谈的全是阅读教学与高考阅读，很热闹，最后一致的看法是“笔会”值得所有从事教育的人尊敬，一张报纸的副刊编者出于社会责任关注母语教育存在的问题，无论如何都是对教育业内人士的鞭策。受此鼓舞，我决定再写一篇《杨绛先生与<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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