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解释古代文学

2022-04-15 05:37:13 文档大全网 [ 字体：小中大 ] [ 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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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二拍：“三言”指《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冯梦龙对宋话本和明代拟话本加工、编辑而成的短篇白话小说集，每部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它是以普通市民及其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具有雅俗共赏性质的新型通俗小说形态，是明代拟话本小说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二拍”是凌濛初编撰的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各收拟话本小说四十篇，除一篇重复，一篇为杂剧外，实有七十八篇。它在内容上更有时代气息和作家个人特色，在艺术上也更具有统一的剧作个性，它是拟话本小说在体制上定型的标志，也是明代拟话本小说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童心说：晚明李贽提出的，“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他把文学作为其反传统和肯定个性精神的社会思想的有效工具，并把代表人的赤子之心的“童心”作为文学创作和评价的最高准则。

桐城派：清中叶最重要的散文流派，因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其散文理论的基本特征是：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基础，以为清王朝政权服务为目的，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为楷模，在文章体制和作法上有细致规则的系统散文理论。方苞是桐城派的创始人，其散文理论的核心是“义法”二字；姚鼐使桐城派理论更加完整和系统化，提出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备的理论，并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作家队伍。

常州词派：嘉庆时期，常州人张惠言与其弟张琦及周济等崛起于词坛。张惠言从内容质实的角度主张恢复风骚传统，强调比兴寄托。为了矫正阳羡派的粗犷和浙西派的轻弱，他提倡“以国风、离骚之情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要求词要通过比兴手法达到“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并要求文辞之“深美闳约”的体式。由于张惠言的重大影响，这种理论在当时相当流行，张琦、周济、董士锡、周之琦等积极追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常州词派。

前后七子：从明朝中期开始，诗歌掀起了一场以复古面目出现的革新活动。以李梦阳、何景明为核心，包括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徐祯卿等人的文学群体，称“前七子”。他们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目的是扫荡台阁体的无聊文风，力图恢复文学自身的独立地位。但由于他们的创作理论落后，缺乏创新，有泥古不化的倾向。至嘉靖、隆庆时期，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在内的文学群体，称“后七子”。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前七子关于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们在复古道路上比前七子走得更远。他们成员间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差异较大，它并不是一个主张和创作实践完全统一的文学流派，比起前七子，他们在学古过程中特别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南洪北孔：（1）是对清初历史剧作家洪昇和孔尚任的合称。（2）洪昇是钱塘人，有著名历史剧《长生殿》传世；孔尚任是曲阜人，有著名历史剧《桃花扇》传世。（3）这两部著作代表了清代戏剧的最高成就，并代表了清初感伤审美思潮的重要实绩。

清初三大家：三位作家是侯方域、魏禧、汪琬，号称“清初三大家”，他们的散文比较注意从文章风格上纠正晚明散文的放诞的纤佻习气，主张恢复唐宋散文的醇厚传统。三人中以侯方域成就较为突出。

小品：“小品”一词原为佛教用语，明代后期开始用来指一般文章，以区别于以往那些关于国家政典、理学精义的“高文大册”，而提倡一种灵活便利、抒发真情的新体散文。它不专指某种文体，尺牍、游记、杂记、随笔、书信、日记、传记、序跋等均可包括在内。晚明时期，这种文章风格正好适应了当时人们抒张个性、追求自由的社会心理和公安派“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于是便在社会上普遍流行起来。大多描写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风貌，真实细腻地表现他们新的生活情调，形成了个人化、生活化以及写实求真的创作特征。公安三袁、陈继儒、王思任、祁彪佳、张岱等均为著名的小品文作家，其中以袁宏道和张岱成就最高，代表作有袁宏道《晚游六桥待月记》《张岱的《西湖七月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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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佳人小说：是明末至清代以青年男女爱情婚姻为题材的小说，但又有特殊的狭义所指。它在情节上有固定的程序：一见钟情，私订终身，拨乱离散，及第团圆。创作倾向主张存情去欲，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玉娇梨》、《平山冷燕》和《好逑传》。

临川四梦：又叫 “玉茗堂四梦”，指的是汤显祖的四部戏曲作品。即《紫钗记》、《牡丹亭》（亦名《还魂记》）、《邯郸记》、《南柯记》。由于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而这四部作品均有一个梦的情节贯穿其中，所以称“临川四梦”。又因汤显祖的书斋名为玉茗，故又称“玉茗堂四梦”。汤显祖最得意，影响最大的当数《牡丹亭》。汤显祖自己也说：“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

词话本与崇祯本：指的是《金瓶梅》版本的两个主要系统。一为现存最早的有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及欣欣子序的《金瓶梅词话》，一百回，所谓“词话”是指书中插有大量的诗词曲赋和韵文，这个本子及其传刻本，统称词话本。一为崇祯年间刊行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又称《原本金瓶梅》，故一般称这个本子及其传刻本为崇祯本。《四声猿》：明代徐渭所撰杂剧，包括四个短剧，即《翠乡梦》、《雌木兰》、《狂鼓史》、《女状元》。“四声猿”的命名，取义于如猿丧子、凄绝断肠的四声哀鸣，作者一方面以猿声写自己内心的悲愤、不遇的慨叹，另一方面借猿声来写自己心中的奇气，借剧本做中夜长啸。《狂鼓史》写祢衡阴间重演击鼓骂昔的情况，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当时权贵的愤慨，剧中的祢衡实即作者自况；《玉禅师》写传说中的月明和尚庾柳翠的故事，对佛门和封建上层人物进行了揭露和讽刺；《雌木兰》和《女状元》前者写花木兰代父从军故事，后者写黄春桃女扮男装考中状元的故事，歌颂了女主人公反对封建歧视，要求男女平等的精神，也流露了对现实的不满，这四个短剧充分表现了作者狂放不羁的性格和愤世嫉俗的叛逆精神，语言通俗流畅，具有嬉笑怒骂，辛辣锐利的特色，浪漫主义色彩浓厚。作者在剧本长度、音律等方面的随心所欲，使元杂剧的创作格式真正被打破，明杂剧完成了它的蜕变，从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公安派：明后期的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为他们都是湖北公安人，故称。他们以李贽的“童心说”为指导，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用“独抒性灵”来反击文学领域中理学的束缚，找到了以独创的精神来表现个人真情实感这一文学的最高境界，主张创新，比较重视文学的时候精神，在诗歌的抒情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强调文学情感的真实性，反对虚伪。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必拟古，应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真情实感。总之，强调真实与变化是公安派理论的核心。梅村体：“梅村体”得名于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号梅村），吴伟业诗歌以唐诗为宗，最大贡献在七言歌行。他的这类诗歌，内容上以明清易代的史实为题材，反映社会变故，感慨朝代兴亡。艺术上吸取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连昌宫词》等歌行的写法，辅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缤纷，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在叙事诗里独具一格，形成了一种独具艺术个性的“梅村体”。梅村体的题材格式、语言情调、风格韵味等都具有相对稳定的规范，以故国情怀和身世荣辱为主，有“可备一代诗史”之誉；又突出叙事写人，多了情节的传奇化。它为人物命运沉浮为线索，叙写实事，映照兴衰，组织结构，设计细节，极尽俯仰生姿之能事，“梅村体”叙事诗约有百首，如《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圆圆曲》等，把古代叙事诗推到新的高峰，对当时和后来的叙事诗创作其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圆圆曲》是“梅村体”的代表作。三大传奇：《宝剑记》、《浣纱记》、《鸣凤记》（作者，内容，改编自）《宝剑记》作者李开先，内容取材于小说《水浒传》写林冲落草的故事（主要人物林冲与水浒传不同：与小说中被动反抗的林冲不同，剧中林冲基本是一位主动出击的英雄）；《浣纱记》作者梁辰鱼，在戏剧史上有重要位置，通常被认为是第一部用改革后的昆山腔谱曲并演出的传奇剧本；《鸣凤记》署名王世贞等人，批判现实的力作。古文三大家：侯方域、魏禧、汪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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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派：明末清初重要戏曲流派，以李玉为首，此外还有朱素臣、朱佐朝、张大复等，因他们都是苏州人，且经常集体进行戏剧创作活动，故而得名。他们编剧不是自遣自娱，而是为演出提供剧本，考虑到舞台演出的要求和效果，从而改变了以曲词为核心的戏曲观念，把戏剧结构放到了重要位置上，增强了戏剧性，曲词也趋向质朴，宾白的地位有所提高，丑角度宾白往往带有方言的特点。《清平山堂话本》：《清平山堂话本》是最早的话本小说总集。话本在宋元至明初以单篇的形式流传，明中叶后大量出现话本和拟话本的总集，专集和选集。《清平山堂话本》是现存最早的话本选集，是嘉靖年间洪楩刊印的，原书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闲》和《醒梦》六集，每又分上下两卷，每卷五种，共六十种，故又称《六十家小说》，今仅残存29篇，多为宋元旧编，包括文言传奇，文字粗糙，体例不一，但却保存了作品的原貌，对于研究宋元时期的旧本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