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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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而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属于“文学与思想的时代”，新世纪以来十数年则是“史学与知识的时代”。当知识人道德情感不能激发喷薄、参与政治的热情与希望趋于泯灭之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力格局也由之翻转，全民之学术偶像更因此变换，从当年的钱锺书热到时下尤炽的陈寅恪热，似能稍显就中之变。

钱锺书之淹贯西中，最集中地体现在《谈艺录》与《管锥编》二书间，其于集部注目最多，札记虽显得饾饤琐屑，却颇有运用文学理论的意识，学者陆扬称其论述方式“实西学流毒”，非无道理；至于陈寅恪，前不久过世的刘浦江教授曾引王季思评曰：“考核精严，论证周密，而不免有些繁琐；识解超卓，迥异时流，而不免偏于保守；缅怀身世，感情深沉，而不免流于感伤。”是论可谓恰切。与钱锺书相比，陈寅恪“史”气十足，考订笺证往往流于琐屑，未免沾染汉学细碎之弊。同为20世纪的史学大师，钱穆就对陈寅恪有过微词，他在给余英时的信中认为陈为文大不如王国维：“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至于弟子余英时对陈的偏爱，作为老师的钱穆也是很不以为然的。

有趣的是，在汪荣祖新著《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中，也有几段记述了钱与陈的关系和钱对陈的评价。汪荣祖以为陈寅恪“以诗证史，介于文史之间”，钱锺书则称其“混文于史，实有违文学意趣处，其读《会真记》以自传考论之，尤违文学基本理论所谓fictionality。”这段说辞甚可玩味，也能一窥钱陈治学理路的区隔。在汪荣祖看来，二人学问之别，实渊源自生活环境、精神心理之别，而“生活环境”、“精神心理”之特殊性，也是《槐聚心史》写钱锺书所欲处处表现的关键。

书中第一章“自我意识”摘引不少西人哲语，以指出钱锺书的自我意识与其建立在语言文字上的理论世界密不可分，尤有意思的提法是将其“理论世界”视为一种文本，“生活世界”是文本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也就是文本的“语境”。在此基础上，汪荣祖重新阐释了钱锺书的童年生活与环境对他惊人的语文能力的形成是如何施以影响的。我曾谈到，钱锺书的早慧、顽皮、狡黠和通脱，其实阻碍了他进一步地“深刻下去”，陈寅恪悲观、矛盾的性情则使其作品天然地具有一种“历史性”和“崇高感”。汪荣祖在《槐聚心史》里，亦指出钱锺书引经据典借古讽今的笔法往往是其顽童心态的流露，这种幽默是为了解除自我与外界的“紧张感”，而钱父基博先生早在钱锺书十岁时就指责这个爱发议论、好臧否人物的儿子“浅薄”，告诫其“善自蕴蓄”。钱锺书以知识为乐事，为读书而读书，不及旁顾，与传统知识人概念中“载道”、“寄托”时相龃龉，因此他们父子二人志趣之异也随着钱锺书学问的精进、性格的完全而日渐增大。

民国时期有不少明星级别的“夫妻档”，钱锺书与杨绛这对文学伴侣就颇为人们熟知和称道，汪荣祖在写他们一家三口的情感与生活时，特意强调三人性格的特殊性和人格的独立性，云“钱杨文学因缘几臻化境，主要由于性情上的互补，心理上的平衡，人格上的相敬，以及品位上的契合”。钱杨一家三口的“三位一体”，更像一种朋友的关系，钱锺书生活的时代，即便是一个身份极为普通的人，也能因时局的变动、潮流的裹挟而感知人生的百般况味，敏感细腻如钱锺书，对世态人情则更有非同寻常的体味，因常以一种被动的态度处世，亦少知交，而情感之投入、倾泻，则完全内向入家庭。可以说，钱锺书越是短于交接，越是


珍视与妻子之间的“友谊”；越是在与妻子的生活中得到来自亲人、情人、朋友等各种层面的满足，越是无意作外向的无谓应酬。

钱锺书不善交际，却极通世故，深刻或曰“尖刻”异常，他谈论世情史事、人性心理，往往鞭辟入里、一针见血，能发前人所未见，这点是许多人所不能理解者。其实，学问与人生均有“归纳”与“演绎”二途，一般人大都能从万事万物中总结道理，渐积经验、渐开智慧，也有一部分人素来即抱持有一些先验的想法与观念，即逢即证，遂臻通达广大。钱锺书便属于后者，他的唯一一部小说《围城》，在他的学艺人生中如空中兀然飞来，既无前承也无后续，盖非次第积累始成，乃是直书见闻与素所感想也。汪荣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般扬善隐恶，往往忽视人性阴暗险恶，《围城》则深察人性之复杂，足具揭恶之“现代性”。钱锺书的冷峻和智慧，确使他有能力来写出现代中国社会的一部分群像，但《围城》的文学意义可能要远逊于它的文化意义，我甚至以为，钱锺书的《围城》极似韩寒的《后会无期》：前者作为一种小说，并无小说该有的语言形式，各式人物话语出于一口，整本书更似一堆精致比喻的汇集，后者亦非由电影语言叙述而成，仅以韩寒式的调笑和段子勉强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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