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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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原名诵坤，字铭坚，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顾颉刚于1920年北京大学本科哲学系毕业。以后留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等，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齐大国学季刊》、《文史杂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他一生著述颇丰，除所编《古史辨》之外，重要的尚有《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等等。

一生与学术为伴

他是一个奇人，在中国似乎很难找到第二个。从古史辨到民俗学的开创，从禹贡学会到古籍的译著和点校，

看起来每一样都足以耗费一个人的毕生精力，他却一一做出开拓性的成就，令后学难以望其项背。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他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真是一语中的。没错，他就是顾颉刚。



 顾颉刚与古史辨派

谈及古史辨，就不能不谈顾颉刚和胡适。1916年，顾颉刚考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胡适。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两人的启发和帮助。”是胡适教会了他钻研学问的方法，带领他走上史学的道路。1922年，胡适来上海治病，请顾颉刚全权负责《读书杂志》的编辑工作。在此之前，顾颉刚已与钱玄同互相交流过经部的辨伪问题，此时正是胡适给予的机会，让顾颉刚一夜成名——他把自己与钱玄同在信中讨论古史的一段文字，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为题，发在了《读书杂志》第九期上，第一次公开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那是一种原子弹般的威力，轰动了整个中国史学界。胡适立马称赞说：“在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不须辨别的事实。”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直至1941年，共出了七册，汇编350篇文章，计325万字。《古史辨》的出版，正式标志着古史辨派的诞生。在从北大毕业后不到6年的时间里，顾颉刚便成为了当时史学界一颗最闪亮的新星。  民俗学会

在中国，谈起人类学，就不能不提中山大学。主要原因是，1927年，在傅斯年的邀请下，顾颉刚来到了中山大学。他先后担任学校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代理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主编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这年年底，他与何思敬、钟敬文等创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民间文艺》（后改名《民俗》周刊）并撰写了发刊词。西来之民俗学，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  禹贡学会

1929年，顾颉刚受聘于燕京大学。在对古史研究中发现，只有对中国历史地理进行全面探讨，才能搞清有关问题。1933年他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这门课。1934年初筹备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开辟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先河。后来几乎所有在这领域有着杰出贡献的学者，如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等，都是他的学生。

在抗战之前，北平有一句流行语：“北平城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当时胡适和傅斯年都是院长所长，财力雄厚，惟有顾颉刚没有资金背景。被人称为“老板”，应与其名声如日中天密切相关。


顾颉刚与他周遭

 青少年时期

他的女儿顾潮形容父亲性格有两面性：外貌“十分柔和卑下”，生性却是“非常桀骜不驯”。性格的形成，筑根于幼年的经历。祖母是最疼爱他的人，幼时祖母怕他受到伤害，一直让人抱着他，不让他下地，吃饭也让人喂，碰到吃鱼，一定要把刺挑干净了才给他吃，娇生惯养的结果是，顾颉刚的生活自理能力极差，6岁上私塾时还不会端碗，一辈子都不会吃鱼。但祖母亦有严厉的时候，一次天下大雨，顾颉刚想逃学，祖母却严厉地说：“就是下铁，你也得去。” 谈起其口吃来历，先生曾心痛地说：“自己口吃毛病是在读私塾时候落下的。”6岁时，顾颉刚入私塾，老师是他祖父的朋友，对他格外严格。他怕背《诗经》里面的句子，越是这样，老师就越逼他，背不出就打他的头，慢慢就有口吃毛病。  批判时期

1951年，在上海《大公报》馆举行了“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作为曾是胡适的学生，顾颉刚被点名要求参加，在压力之下，他表示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3个月后，这事降临在顾颉刚身上，他的弟子童书业和杨向奎各写了一篇文章进行批判。虽然是时势所迫，但伤害不能避免。童书业有精神病史，晚年精神分裂尤其严重，顾颉刚知道童书业的情况，同情理解他，但对杨向奎未必能如此宽容。后来，顾颉刚和杨向奎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但是顾颉刚几乎不和杨向奎说话。拨乱反正之后，杨向奎常表达自己对恩师的忏悔，努力的弥合创伤。在特殊年代，对双方都造成了伤害。  顾颉刚与谭慕愚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顾颉刚日记中有一段载：“与介泉夫妇、缉熙及北大女生黄孝征、彭道真、陶桓连、谢祚茝、刘尊一、谭慕愚游颐和园、玉泉山，由彭君之兄及其同乡何君领导。上午八点一刻出门，下午八点一刻归，游甚畅”。那天，是他和谭慕愚初逢，是一段缠绵五十年情缘的开始。那时谭慕愚积极参加各种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顾颉刚便为她的“勇猛精进”所折服，后来又一再称许她“有良心、有志气、有魄力、有眼光、有胆量”。但终究受传统礼教束缚太深，顾颉刚对此事一直未能敞开胸怀，始终只是“发乎情，止乎礼”，而且两人性格差异悬殊，一个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女强人，一个是在故纸堆中整理国故的夫子。五十四年过去，他翻开那天日记，题诗并跋云：无端相遇碧湖湄，柳拂长廊疑梦迷。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即天涯。思念依然无尽，可惜已是“君向潇湘我向秦”。

纵看先生一生，痛苦始终相伴。在家里“祖母是嗣祖母”，“母亲是继母”，“现在的妻是两女的继母”。年少时的口吃毛病，后来被人笑话。由于性格关系，在极端无奈之下，痛心地失掉了与某些师生朋友的情谊，其中包括昔日恩师胡适之先生以及同窗挚友傅斯年。爱才的他却受到了得意弟子的批判，连对心爱的谭慕愚，都因种种关系，始终未能开始携手共度人生旅程。但正是在苦痛之下，先生依然苦心孤诣，专心治史，更显其对人生的豁达大度，更显其对中国史学界革新影响之深远。一代代学人，当以此激励自我，奋发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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