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中的外来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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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汇70%以上来自于日本



日本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其“明治”二字，取自《易经》中的“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一句，“维新”一词出自《诗·大雅·文王》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是这个旗号上也溢透着中国传统文化浓厚气息的运动，却对满目苍凉的中国文化绝尘而去。昔日对中国经常自称“小邦”、“下国”的日本，认为先生已十足一老朽也，再也没有了什么可学之处。 但总体上看，清末的有识之士们，甚至某些时候还包括在许多事上已昏聩不堪的朝廷，罡风烈雨之下，却在昔日学生的反叛上取了一种平静的态度。这是一种大痛后思痛的平静，一种服了不甘而不服不行的平静，一种深水湍急而河面徐缓的平静。正是这种不平静的平静，使中国很快地视日本为老师。就是章太炎先生本人，悲愤归悲愤，他还是做了不顾鞍马劳顿之苦的唐僧，去了日本这方西天取经…… 可以说，自清末起，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良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到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上超过日本。 现代汉语中来自日语的新词，倘若用心梳理，数量很是惊人。实藤惠秀在《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一书里开列了一张数目庞大的词表，但是仍有人认为他还未穷尽所有新词。新词引入的规模之大，涵盖面之广，大概只有中国中古以来大量出现的佛经词可以相比。据有人统计，中国人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约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雷颐先生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一文中，写道：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

随便举些来自日本的汉语：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除了“中华”这个词以外，“人民”和“共和国”都来自日语。科学，人权、金库、特权、哲学、表象、美学、背景、化石、战线、环境、艺术、医学、入场券、下水道、公证人、分类表，互惠、独占、交流、高压、特许、否定、肯定、表决、欢送、仲裁、妄想、见习、假释、假死、假设，解放、供给、说明、方法、共同、主义、阶级、公开、共和、希望、法律、活动、命令、知识、综合、说教、教授、解剖、斗争，断交、脱党、动员、失踪、投票、休战、作战、投资、投机、抗议、规范、动议、处刑 ，革命，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治外法权、土木工程、工艺美术、自然科学、自然淘汰、攻守同盟、防空演习、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动脉硬化、神经衰弱、财团法人、国际公法、最后通牒、经济恐慌 ，服从、复习、支持、分配、克服、支配、配给，哲学、心理学、论理学、民族学、经济学、财政学、物理学、卫生学、解剖学、病理学、下水工学、土木工学、河川工学、电气通信学、建筑学、机械学、簿记、冶金、园艺、和声学、工艺美术，一元化、多元化、一般化、自动化、现代化，流动式、简易式、方程式、日本式、新式，肺炎、胃炎、关节炎、气管炎、皮肤炎，生产力、原动力、想像力、劳动力、记忆力，可能性、必然性、偶然性、周期性、习惯性，大众的、民族的、科学的、绝对的、公开的，文学界、艺术界、思想界、学术界、新闻界，新型、大型、流线型、标准型、经验型，美感、好感、优越感、敏感、读后感，重点、要点、焦点、观点、出发点、盲点，


主观、客观、悲观、乐观、人生观、世界观、宏观、微观，直线、曲线、抛物线、生命线、战线、警戒线，效率、生产率、增长率、利率、频率，辨证法、归纳法、演绎法、分析法、方法、宪法、民法、刑法，进度、深度、广度、强度、作品、食品、艺术品、成品、展品、废品、纪念品，作者、读者、译者、劳动者、缔造者、先进工作者，同化作用、异化作用、光合作用、心理作用、副作用，人口问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教育问题、国际问题，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新时代、旧时代，: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国际社会，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浪慢主义、现实主义、帝国主义、排外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无产阶级，竞争，独立，演说，版权，干部，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政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 还有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师、代价、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法人、重婚罪、条件、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 真可谓俯拾皆是。

“经济学”和“哲学”，在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听起来后者倒是像日文，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还有汉语中过去的“经济”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连小学生都知道不能用“经济”，必须用“政治”了，而且还得是“无产阶级政治”，而这“无产阶级”一词，也是从日文里引进的。当年大量新名词涌进中国，曾引起一些人惶恐不安，犹如自家的祖坟就要给人刨了。即使维新派的一员大将张之洞也有点担心，他曾在一份公文上批道：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即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就是一个新名词，亦来自日本。

试想想，如果能够像“抵制日货”一样，中国人大义凛然地彻底地扫荡去这些来自日本的词语，现代汉语将会陷于怎样尴尬乃至无助的境地？ 若我们硬要逃匿出这张大网，那就有很多话说不成了，尤其是台面上的话，它们纷纷扬扬，断成了一地鸡毛，而我们这个十分注重台面的国家，在很多方面只能“失语”。 更重要的是，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还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每当想起中国人用以思考、对话、演说、写作的大量概念中，竟有来自于日本人的营造，我们就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事实：日语词汇的大量涌入，对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思维，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文化，因此，也必然对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个时期的出版物，总是可以反映出社会的文化走向。1896年—1911年，是日文书被翻译成中文的高潮，共有956本日文书被译成中文，1912—1937年间则有1759种；相比之下，在1896—1911年间，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而已。而在明治维新之前，仅在中国国内印了一两版的魏源的《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后被大量地翻印，一共印刷了15版，价钱一路走高。日本开始了解西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本书，明治维新的不少重要人物就是在它的影响下提出“开国论”，反对“锁国论”，终使维新取得了成功。 在大量翻译过来的书籍中，以大中小学校的教科书为大宗。这些新教材铺天


盖地，铺向不久前仍在被读“四书”“五经”之声缭绕的中国的城市、乡镇。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了著名的“癸卯学制”，它模仿的是日本的教育体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实施的正式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为五年制，高等小学堂四年，中学堂为四年，高等学堂及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四年，自进小学到大学毕业，共需21年。此外，初等小学堂之下有蒙养院，大学堂之上有通儒院。当时，各地常为使用旧式教材或新译教科书起争执，使用何种教材便成了新学与旧学的标志之一。 教科书外，中译书里还有不少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它们大大抬高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一些新的颇为科学的学术规范得以形成。以历史写作为例，中国传统的写法是一朝接着一朝写下去，貌似断代精确，实则社会演化难以河清海晏，泾渭分明。日本学者桑原紫藏的《东洋史要》却不是这样，它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来分中国历史，第一期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第二期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第三期自五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第四期括满清一代，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此书翻译出版后，一时间学术界如上层楼，耳目一新。后来许多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便有意用这种大眼光，下笔之际，纷纷以四期来分。一位留心观察中国史教科书的人发现：“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

翻译工作，主要是由留日学生们完成的。甲午战争失败后，开始有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当时，在主张派留学生赴日本的权柄中，湖广总督张之洞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在1898年所著的《劝学篇》中提出了一系列推进教育近代化的具体措施，其中对提倡留学日本的论述尤为强调—— 至于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劝学篇》下）日本在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上也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大概是做了千年的学生，一旦做起先生来，那脚下便立马垫起了高高的优越感。

1898年冬，日本驻华使臣矢野文雄以日本国的名义，通知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今日之外交部，称该国政府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并支付经费。日本人愿出这笔银子，并非出于侠骨柔情，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当然不是为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而且这笔钱在清朝的巨额赔款里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以清国留学生会馆在1903年所作的调查为例，当时的留日学生共来自19个省，其中居前列者为江苏175人，浙江154人，湖南130人，湖北126人，广东108人、直隶77人等省。奉天、山西、陕西、河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省的留日学生均寥寥无几。这除了反映出当时各省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外，亦有地理和人为等方面的因素。仅仅过了三年，1906年赴日本的留学生达到了8600人。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上一年里日本战胜了俄国，黄种人第一次打败了白种人，更进一步震动了中国的热血青年；以及中国废除了科举考试，出国留学成了一条新的出路。以后几年，留学日本的学生人数都超过了8000人。如此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

现在很多人打着保护传统文化的幌子, 一边装作爱国，一边装作保护传统文化，恰恰是这种人对传统文化最危险。学别人先进的东西传统文化就要消失吗？不会的，看看日本，看看韩国，他们的传统文化消失了吗？韩国已经几百年不用汉字了，汉字在韩国消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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