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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佛教因果观对唐传奇艺术的影响
佛教因果报应观是影响唐传奇创作的思想观念之一。唐代是崇尚佛教的一个重要时代,唐传奇在这一尊佛的时代中应运而生,因而佛教因果报应观对唐传奇表现题材的扩大,结构布局,人物塑造等方面产生了非常显著影响,使唐传奇在艺术上开拓出了新局面,当然这一观念对唐传奇也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标签:唐传奇;佛教因果报应观;影响
唐传奇是我国文化遗产宝库中一枚璀灿的明珠。它特指唐代文言小说。是真正较为成熟的中国小说。鲁迅曾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可见,鲁迅把唐传奇与唐诗看作唐代文学的两枝奇葩。唐传奇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就,除了其文学本身发展原因之外,还在于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唐代是一个文化思想上开放的、多元的社会,儒、道、佛思想十分盛行。但相比之下,佛教文化在唐代达到鼎盛阶段,各宗各派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禅宗等如日中天,唐代统治者高宗、中宗,睿宗及则天皇后等均信佛法,所谓“上好之,下必甚矣”,佛教信仰和佛教文化也深深渗透到文人及人民大众之中。而佛典之俗讲与变文等十分流行,使得唐传奇的创作者更易接受佛教福罪报应生死轮回等观念。因而唐传奇的产生与发展受到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
因果报应观是佛教的基本理论,但在我国,这种思想却不仅来自佛教,儒家也有类似因果报应的说法,如《易·坤-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便是传统报应观的源头。《左传·昭公七年》中有“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长恶不悛,从自及也”等。这些传统报应观以行为者或其子孙为承受者,相信己身不遭报应,则其后代子孙必定有人成为报应的承担者。
随着佛教的传人,其因果轮回观念也随之出现于小说之中,促使了一系列称道灵异,以果报为主要内容的小说问世。如六朝志怪小说刘义庆的《宣验记》、王琰的《冥祥记》、魏晋干宝的《授神记》、颜之推的《冤魂志》等,唐代佛教思想在小说中占有优势,唐初唐朝临《冥报记》卷上指出:“释代说教,无非因果,因即是作,果即是报,无一法而非因无一因而不报”公开宣扬佛家因果报应。唐代产生了一系列的因果报应类作品,作品集有释道世的《法苑珠林》、唐临的《冥报记》、法海的《报应录》,戴孚的《广异记》、牛僧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等。单篇传奇以六道轮回,三世果报为情节框架的有蒋防的《霍小玉传》、佚名的《冥音录》、袁郊的《红线》等多篇。可以说,佛教因果观念对唐传奇的大量渗透并直接影响到了唐传奇的创作,它不仅扩大了唐传奇的题材,丰富了唐传奇的思想内容,也影响了唐传奇形式结构安排。
就题材思想内容而言,佛教因果观念对唐传奇的影响首先表现轮回转世之说再现。如袁郊《红线》,写红线盗合故事,其主要情节为: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将迁潞州”,潞州节度使薛嵩派“青衣”红线夜人魏州,盗取田承嗣“头边”金盒,薛嵩派专使将金盒送还失主,从而制止了藩镇田承嗣和薛嵩之间的一场血腥斗争。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红线的经历,可为“前世”、“今生”。红线“前世本男子”,为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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