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诗意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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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诗意栖居





在陶渊明的诗意栖居里，有酒，有田园，有“一士长独醉”的忘我放澹，也有“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自然畅怀。

他在《归园田居》中道出自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狷介冲默的本真状态，也在《归去来兮辞》中寄托自己“饮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的随缘自适的渴望。陶渊明的精神内涵便是自然，本源的率真情怀栖居于自我想象中的简朴与浪漫的诗意田园，尽管这样的田园里可以“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但对他而言，只要内心获得自由，放逸之志，便足矣。这也就意味着处在东晋十六国乱世当中的陶渊明难以入世为官，况且他自己也没有政治抱负与政治才华，出任江州祭酒与彭泽县令等官职的原因也大都因为生活窘迫。“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为官数载并未见得什么政绩，倒是加剧出仕与入仕之间的游疑与徘徊。对于崇尚老庄式生存观念的陶渊明而言，自我的感觉，自我与自然的体验式关系先于，大于人与政治的适应关系，这种感知力促使陶渊明的每一次入仕途中都怀着对田园的眷恋。与受到政治压力的“竹林七贤”不同，陶渊明对田园栖居的自觉选择，对自然生活的由衷向往是源于他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种清幽，质朴的诗意在现实中亲切、真实地存在。

一方面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式的渴望归隐，一方面又是对自己“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精神劝诫，在这种常常会因为触景生情而产生的矛盾心理中，陶渊明编制出一个理想中的桃花源梦境。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陶渊明生当乱世，眼见所谓的典章制度途足以扰民，而农业国家的命脉还是系于耕作，人生真正的乐趣也在桑麻闲话，樽酒消愁，所以寄怀于桃花源那样一个淳朴的乌托邦。”回到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下，回到最淳朴，最简单的生活环境，与世无争，饮酒为欢。俗世之人不明白这样纵姿散诞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只是站在陶渊明的诗意生活之外，仰视他在自己理想中的境界里达到世人不可及的高度。亦有历代文人骚客效仿陶渊明的避世退隐，却大都在官场失意，仕途不顺，壮志难酬的消极心理下去寻求山水田园中的自然净土来荡涤胸怀，洗




脱凡尘。辛弃疾戎马一生，曾“破敌金城”，决胜疆场，“气吞万里如虎”，曾豪情壮志，“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待到晚年，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的狭义之气一再受挫，报国无门，军国大事难以掌管，只好“管竹管山管水”，饮酒赋诗。英雄迟暮，经历动荡时局，坎坷一生，最终还是在陶渊明的诗意栖居中找到心灵的寄托。在中国古代千年的农耕背景下，陶渊明的理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士人在自然与名教，田园与市井之间进退游离，成为文学界中令人瞩目神往的归宿。

陶渊明身罹贫苦困厄，却不拘于身形之役，素心示人，亲近自然。通过放浪形骸，躬耕陇亩，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桃花源，也为后人留下一个可以望见悠悠南山，听闲谷鸣呕的田园牧歌式桃源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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