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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的中国教育
作者:刘大伟 杜京容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2018年第08期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只有坚持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民族性与传承性,并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资源,才能立足中华之本,不断开拓创新,从而建设起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自信,这也是《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的首条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开拓创新之路,他指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从这一角度来说,教育界在文化自信的道路上已经作出了重要的努力,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已在世界各国产生重要的影响力并有诸多国家付诸实践,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他的生活教育理论。近日,笔者有幸拜读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主编的《陶行知研究在海外(新编本)》,深感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理论在文化自信方面率先走出国门的历史厚重感。
陶行知先生出生于安徽歙县,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后奔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杜威、孟禄、斯特雷耶、克伯屈等世界教育名家,回国后相继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任教,后放弃大学教职创办了南京晓庄乡村试验师范学校,开启了乡村教育改革之路。
与同时代的一些谋求“全盘西化”的学者不同,陶行知反对盲目学习西方,主张将西方的先进经验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一文中明确提出反对“仪型他国”,指出“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同者借镜,他山之石,固可攻玉。不同者而效焉,则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1]。基于自身对中国国情的了解,陶行知发现杜威提出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理念在中国无法生根立足。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表示,“‘教育即生活’是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也是现代教育思潮的中流。我从民国六年起便陪着这个思潮到中国来,八年的经验告诉我说‘此路不通’”[2]。为何不通?其根本原因在于杜威的教育理念是在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大潮下提出的,这一理念对于中国这一“后发国家”的指导价值有待商榷。而陶行知在经历了八年的实践之后指出,西方的教育理念并不能良好地适应中国国情,中国还需要创造自己特有的教育话语体系,这一体系不仅要对中国这一当时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起到引导推动的作用,而且要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改革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因此,带有鲜明中华本土文化特征的生活教育理论应运而生。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核心的生活教育理论,密切联系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以乡村教育为切入口,通过乡村教育改革来改造中国乡村社会,最终志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陶行知相继在南京、杭州、淮安、上海、香港、重庆进行了教育改革,并借助他的学生将教育改革的种子播撒到全国各地。生活教育理论是近代中国最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教育理论,也是最具中华特色的本土教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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