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从皮尔斯到莫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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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从皮尔斯到莫里斯

摘要：莫里斯作为皮尔斯符号学的继承者，莫里斯的符号学与皮尔斯的符号学既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点，本文主要从皮尔斯和莫里斯符号学的哲学基础、符号三分法以及符指关系等方面进行梳理。以说明符号学在皮尔斯和莫里斯身上所形成的两条不同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皮尔斯;莫里斯;符号学;符指 一、皮尔斯——实效主义和现象学

作为美国实用主义或他自认的实效主义之父的皮尔斯，他的符号学思想正是建立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实用主义认为人们最先去看的不是原则、范畴或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和效果。皮尔斯从意义和效果的关系出发，将符号学与实用主义联系了起来。皮尔斯有关解释项或意义项的提出正是这种体现，也就是所谓的“意义即效果”。

皮尔斯从意义出发，打通了意义与思维意识之间的联系。他认为人类的思维就是客观世界的一个反映，现象学的目的是透过表象的思维意识探索内在的特性和规律。对此，皮尔斯提出了第一性（firtness）、第二性（secondness）和第三性（thirdness）的概念。皮尔斯的第一性是一种独立的存在，第二性是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的关联和反应，而第三性则是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心理学上将这三种特性也简述为感觉、反应和思考。皮尔斯的三性说主要是针对唯名论提出来的。唯名论认为世界由一个个无共项关系、单独存在的个体构成。皮尔斯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认为事物之间的存在是有关系的。皮尔斯符号学三分法包括：①符号媒介;②符号意义;③符号指称对象或客体。

在符号三元关系的划分中，皮尔斯的符号三元关系：再现体representmen——解释项interpretant——客体object;莫里斯的符号三元关系：符号媒介sign vehicle——含义significatum——所指对象denotatum;奥格登与理查兹的符号三元关系：符号symbol——思想、指称thought or reference——指称对象referent。皮尔斯当然不仅于此，他又将再现体（符号媒介）分为质符、单符和型符。将解释项分为呈符（rheme）、述符（dicent）和议符（argument），但是这种划分方法似乎不如他的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和最终解释项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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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赵毅衡先生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一书中认为，从第一性到第三性是一种从表象感知到经验理解再到抽象理解的一种深化过程。他认为对意义的这种渐进式理解正是符号学与现象学的结合部。至此，皮尔斯以实用主义的“效果即意义说”和现象学的“三性说”为基础创造出了独特的符号学三分法即，符号媒介、对象和解释项。 二、莫里斯——科学的经验主义

莫里斯是世界上第一位正式提出符号学理论系统的行为主义符号学家。他在《符号学理论基础》一书中第一次将语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统一了起来。莫里斯的符号学三分法至今仍被普遍采用。莫里斯的符号学思想与他所提出的科学的经验主义是密不可分的。 莫里斯认为逻辑实证主义、传统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都只强调语法学、语用学和语义学的一个面，而莫里斯认为这三方面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所以他将逻辑实证主义、传统的经验主义和批判的实用主义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形成了他的“科学的经验主义”。涂纪亮先生认为，莫里斯有关指号一般理论的符号学以及有关价值一般理论的价值学正是莫里斯科学的经验主义的主要内容。（1）莫里斯将一般符号学理论与美国行为主义社会学完美地相结合了起来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化行为系统论。张良林先生在《莫里斯符号学思想探究》的博士论文中认为莫里斯的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分别归结于卡尔纳普、奥格登和瑞恰慈以及皮尔斯和米德的影响。（1）莫里斯的语法学是有关符号组合的研究，是一种符号的元语言，它无关于符号的具体意指和其中的行为关系。他的语义学则是研究所有意指关系中符号与外指称物间的关系。他的语用学强调的是符号的运用过程或人与所使用符号的关系，是研究符号在人的意指行为中的起源、使用和效果的科学。

卡尔纳普的纯句法学，即只强调句法构成的形式化考虑的可能组合在莫里斯这里也拓展到了纯符号学。符号和元符号的关系实为一种类似于语言和元语言的东西。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实为符号载体，真正的符号则是元符号。卡尔纳普的形成规则和装换规则也在莫里斯这里得到了运用。在莫里斯看来，任何规则被实际应用时，都是作为一种行为起作用，因此所有规则都含有语用学因素。在语义学方面，奥格登和瑞恰慈拓展了传统的词与物的固化关系，他们认为除了有思想到符号这一符号化过程的主观世界外还存在着思想到所指物指称的客观世界。他们认为，符号除了具有指称功能外还具有情感动能。在有关意义的方面，他们认为在符指过程的各个阶段意义所呈现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并且进一步区分了意义的两个维度，即意指意义和价值意义。（2）莫里斯深受奥格登和瑞恰慈的影响进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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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又区分为指谓意义、评价意义、规定意义和形式意义与此相对应的是信息、估值、促动和系统四方面的用途。从语用学的方面来看，皮尔斯所谓符号对解释者的影响效用作为解释项的说明也对莫里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莫里斯认为人的行为能为符号提供一个明确的界定标准。

三、皮尔斯的符号学与莫里斯的符号学

从符号学三分中各要素的关系方面来看，皮尔斯的符号学主要强调的是符号对解释者的影响。在他看来符号就是任何能够带来原始刺激复原的给定的或经验的替代刺激。他将最终解释项看成是一种符号的实际效用。而莫里斯认为符号具有三种类型的关系：①符号与一个人或一些人的关系;②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关系;③符号与对象的关系。莫里斯将重点放在了对意义的分析上，他区分开了指称意义和情感意义，又引入了外部环境因素的分析方法，他认为除了有从思想到符号的主观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思想到指称物的客观外部世界。皮尔斯的符号学主要侧重的是符号的分类。他的相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规约符号的分类影响最为深远。

可以说，莫里斯的符号学是借助于皮尔斯创立的基于逻辑的带有实用主义倾向的行为主义符号学。但是莫里斯对皮尔斯符号学三分法中的解释项不顾，也遭到了皮尔斯的学生杜威的反对。他们觉得莫里斯不懂皮尔斯。莫里斯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符号的用法方面，而皮尔斯则在解释项方面。也可以说，皮尔斯的符号学侧重的是思维意识的分析，强调的主要是解释项。而莫里斯的符号学则侧重在行为主义方面，他强调的是外部环境的作用也就是语用学的部分。 四、结语——普遍语法

李幼蒸先生在《理论符号学导论》一书中认为，“在比较研究和思想研究中，符号学同样可用于语义比较，为相异文化思想的不同语言表现规定共同的语义单元，使文化比较有可能进行。”（3）而皮尔斯和莫里斯所作的正是在创造一种普遍语法。也就是说符号学的元语言性质本身就是为了创造出一种普遍的共同语法而存在的。这才使得跨文化、跨学科和跨国别的比较研究成为了可能。不管是皮尔斯的以内部秩序为主的符号三分法，还是莫里斯强调外部环境和意义区分的三分法都为我们提供了这种研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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