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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和理论视角
全球环境总体日趋恶化,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破坏日益加剧,环境社会学应运而生。本文试图对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和不同时期西方社会学理论对环境问题的论述和贡献进行梳理,希望运用环境社会学的相关理论知识更好地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服务,同时推进环境社会学的新发展。
标签:环境社会学 定位 理论
1 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定位
在学术地平线上出现一个新的学科并非偶然,环境社会学便是社会改革和变化的社会运动所带来的知识界和政治上发酵的产物。“环境社会学”最早是克劳斯纳在他1971年出版的《论环境中的人》中使用的。随后,社会学家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卡森所著的一本关于农业杀虫剂的生态危害的畅销书《寂静的春天》便是催化剂。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当时面临“生态危机”,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关于世界趋势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一度成为当代环境保护的理论基础。1972年6月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人类环境宣言》。社会学家卡顿深受其影响,开始理性思考人口过剩和化石燃料枯竭,他的研究汇集成了一本深具影响的书《过度成长—革命性社会变迁之生态基础》。[1]20世纪90年代,日本和韩国分别建立了环境社会学。1992年,最早的日本环境社会学家之一饭岛申子协助成立了日本环境社会学学会(JAES)。到1999年,JAES有了自己的刊物《环境社会学期刊》。在韩国,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有了环境社会学课程。2001年10月,在京都环境社会学研讨会上成立了一个研究网络—亚太环境连线,主旨在解决亚太地区的社会与环境问题。[2]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环境总体形势不断恶化,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破坏日益加剧,对经济社会﹑生态系统﹑人类健康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环境社会学开始引起了社会学者的关注。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环境社会学是关于环境与社会之关系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是环境科学与社会学交叉渗透的产物。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将对环境问题的解决以及协调环境与社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人们开始认识到了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环境问题是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失衡的表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我国学者有意识引进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成果,进入21世纪,社会学者开始自觉运用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解决我国遇到的环境问题,推进了我国的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环境社会学肩负着艰巨的历史使命:为政府环境保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咨询服务,为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出谋划策,同时还将有效地参与社会现代化的规划﹑实施和检验工作。
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市环境保护发展的客观要求,向人们提供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行为的指导方案,如环境公众参与﹑环境教育的实施﹑环境文化的构建等。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便由此应运而生。
2 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2.1 儒家和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
在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耗竭﹑酸雨﹑水资源状况恶化﹑土壤资源退化﹑全球森林危机﹑生物多样性减少﹑毒害物质污染与越境转移等环境问题频频出现的今天,中西学者开始把目光纷纷投向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我国学者也开始发掘“天人合一”所蕴含的生态意蕴。产生环境问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道德和伦理也是产生环境问题的因素之一。
环境伦理的奠基者利奥波德提出了“大地伦理”的概念,他主张把伦理学的道德规范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调节人与自然(大地)之间的关系,把道德权利﹑良心﹑义务扩大到动物﹑植物﹑土壤﹑水域和自然界的其他实体。[3]
环境问题的实质就是人的自身的问题,包括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三个问题,其中最根本的还是人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价值观问题。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所蕴含的伦理道德意蕴,要求人们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道家“天人合一”思想所蕴含的生态意义非常丰富,其最鲜明就是因任自然,它有助于我们确立人与自然互利共生的自然观,并在实践中采取遵循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的方法论,解决环境问题。[4]
2.2 环境建构主义理论
上世纪60年代是绿色意识的精英启蒙阶段,1962年卡森发表的《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就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向全世界敲醒了警钟。70年代是公众绿色意识的动员和形成阶段,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交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正处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的西方世界发出了关于“人类困境”的天才预言。80年代绿色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家喻户晓的常识。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标志着人类已进入维护共同家园的全球时代。
建构主义认为,环境问题是不同群体表达自身意见的一个共同符号,对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理解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总是通过特定的﹑具体的社会过程,经由社会不同群体的认知与协商而形成的,解决特定环境问题的关键是利用科学知识﹑大众传媒﹑组织工具以及公众行动成功地构建环境问题,并使之为其他人所接受,进入决策议程,最终转变为政策实践。[5]
2.3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结构功能主义非常强调共同价值观与信仰对于社会运行与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它认为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价值观的扭曲,特别是工业社会,
过度役使自然环境与资源,导致环境状况恶化。西方文化具有物质主义与贪婪的本质,过于强调物质消费以及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西方文化与环境之间有密切的关联。社会系统是在对于环境的不断适应中进化的,但它忽略了社会系统内部强制与紧张的一面。此外,一些环境主义者认为,结构功能主义关于解决环境问题的乐观看法有可能模糊人们的环保意识。[6]
2.4 社会冲突理论
社会冲突论强调社会中的权力分配是不平等的,掌握权力的精英影响着社会事件,环境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必然制造环境威胁,全球环境为经济正是全球财富与权力分化的直接后果,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是促进资源在全世界的公平分配。[7]
2.5 可持续发展理论
1987年,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发布了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发展”。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是相辅相成。在人类生产﹑生活中要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综合效益(经济﹑环境﹑社会效益)的关系,不能单独地考虑经济效益。
2.6 风险社会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着眼于人类进步的负面性,尤其是工业和科技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危害。贝克指出,在“风险社会”中,现代风险—特别是环境风险﹑核技术风险﹑化学污染风险等等—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将是“平均化分布”的,一旦空气或水受到大面积污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进步是建立在知识与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的,温室效应﹑酸雨﹑大气污染大都是人类高度发达的科技“制造”出来的。
3 结语
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学理支撑,同样地,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丰富实践,也将促进我国环境社会学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1][2]约翰·汉尼根:《环境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4]夏显泽:《天人合一与环境问题》[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
[5][6][7]鄭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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