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谈语言和语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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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谈语言和语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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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文字是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一开始主要不是为社会普遍沟通而存在，而恰恰与权力和等级有关，是维持社会区隔的显著符号。与之相比，语言尤其是方言口语，被认为保存了某种“不受文明干扰”的地方社会甚至人类社会的本原特征。受这个观念影响，人类学在20世纪初以来，一直偏重于只有口头语言而没有文字的社会的研究。人类学家相信，口头语言比文字记述的东西更为可信，尤其是“原始人淳朴的原貌”以口头语言为特征，这是比文字更为直接而真诚的交流工具。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及其结构主义，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揭示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他极大受惠于印欧比较语言学的确立以及音位学理论的发展，以此推进对文化之间的翻译问题的解释——思维结构的对立关联成为不同的社会结构之间相互转译的原初模板。 但面对中国进行研究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类学家——无论是否来自本土，几乎都不会直接从列维-斯特劳斯出发，而往往从其反面开始。原因无它，就是对中国作为一个有极为悠久文字历史文明的预先判断。列维-斯特劳斯否定文字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作用，认为文字的历史，总是与城镇和帝国的历史相关，本身是国家文明史的组成部分。作为早期国家统合社会、划分阶级的工具，书写文字是“用来做剥削人类而非启蒙人类的工具”，文字“用作智识及美学上的快感的源泉等，是次要的结果”。但是这淡忘了一个事实：若说文字的记述有其虚假面，那么，这个“虚假面”也存在于人们的口头表达中。历史学家往往不把口头表达当回事，那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文字记述的东西才是“证据”，而近期亦有专攻口述史的人类学家指出，口述者常常会为了自身叙事的权威性，而不顾事实依据。正如敏斯（Sir Ellis Minns）所指出的，学者指责文字的不公正，但他们为了表达这个观点，却还得用文字去书写。笔者倾向于认为，对文字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应该是认识中国文明主要特征的主要方面，而对列维-斯特劳斯所指出的“原始思维”的讨论亦不应该忽视。两者虽有主次，却不是截然对立的，而应是相互配合的。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谈到“文字不下乡”，认为乡村熟人社会的交流不需要借助文字；文字在很长时间里只是士大夫阶层使用的。费先生的观点与列维-斯特劳斯对文字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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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但是我们在闽南的田野发现，乡间社会还是有文字的。比如在仪式中燃烧的画着符号的符箓、巫医给人治病时画在病人身上的符箓。这些符号就是一些特殊的文字，人们相信它们当中蕴藏着神秘的灵力，能沟通另外一个世界。这种思维特点，也属于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原始思维”的一种。

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曾考察过早期中国文字的流变。他指出，中国史前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不少带符号刻画，这些刻画常被识别为数字和作坊的徽记，其实，它们中的相当大部分，是“赋予亲族政治和宗教权力的符号”——族徽。“文字的力量来源于它同知识的联系；而知识却来自祖先，生者须借助于文字与祖先沟通。”这表明，“知识由死者所掌握，死者的智慧则通过文字的媒介来显示于后人”。这种古老的知识观持续影响了商周王朝，其时，“有一批人掌握了死者的知识，因而能够汲取过去的经验，预言行动的后果”。由此，出现了知识阶级的前身——巫师。巫师们通常是占卜的专家，服务于王，这在商代最突出。 不少文字学家承认，在世界众多文字体系中，汉字是与原始“胚胎文字”（尤其是“图画文字”）最有继承关系的一种。张光直的研究则补充指出，汉字的延续性与中国文明整体的延续性是两相映照的。他认为，国家起源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中，这个转变是世界性的，但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实现方式。西方式的文明是断裂性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另一种方式（主要包括亚洲与美洲方式）则是延续性的，前者的特点是文化与自然的割裂，而后者则建立于二者的巫术式联系关系之上。他指出，萨满巫术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占有基础性地位。在原始时代，萨满巫术为任何人所用，人们借助巫的帮助与天相通。国家兴起之后，为了“攫取权力”，统治者割断了百姓与天地交通的渠道，自身控制了沟通天地的手段，通过握有统治的知识，来掌握权力。因此，巫成为宫廷中的成员。

与费孝通“文字不下乡”的意象相比，张光直的文字学论述有其优点。他能够集中探究这个文明体系中文字的功用。虽则如此，他的解释却依旧有一个地方与费孝通的看法相近，即文字本源于巫术，且为一般人民所运用，但到了上古国家兴起之时，它便被抽离出原本的土壤，而成为宫廷与术士的政治工具。这个进化论考古学的演化理论，绘出了一幅知识与权力合并的文字史图像，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文字与它的巫术力量一旦被当权者垄断之后，就会离开“乡土原野”，即使是尚存知识阶级的独立性，也无以恢复其远古时代的淳朴身份了。无论是费孝通的“文字下乡”，还是张光直的“文字离乡”，都将文字形容成乡土之外的文明，一种治理手段，而非有“能动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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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此一来，又该如何解释我们之前所说的乡间流传的符箓、扶乩的存在呢？在扶乩的书写仪式中，身内和身外的合一，是书写的前提，而沙盘上不可理喻的纹样被认为是天书或神谕，虽然出自人身的自发抖动，却不是人单独的创造。正是书写的过程，身体与精神的配合，构成了福柯意义上的“语法全体”。也就是说，文字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表意系统，仅从语法逻辑的角度是无法充分理解的。

汉字起源的早期，是通神明、类万物，这一点即使在后来它逐渐进入一个逻辑严密的表述系统时，也并未被完全否定。

今天，扶乩或者占卜这一类巫术还依然存在，虽然它们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而相应的，文字在知识分子那里也逐渐失去神秘主义的光彩，失去了方士、士大夫赖以维持其“道统”的灵性，成为逻辑化语言的表征。但即便如此，对这种灵性的怀念和渴望却延续了下来。比如面对王羲之父子的伟大作品，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文字流动的气韵生动，勾起我们对那种天人浑然的精神世界的感知。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语言还是文字的人类学研究均属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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