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第四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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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娥冤》第四折的赏析

班级：11涉秘1班 姓名：郑辉 学号：37

摘要：作为中国古典悲剧的代表作之一，关汉卿的《窦娥冤》在中国以至世界悲剧史上都堪称经典，而剧本第四折，在学术界存在着许多的争议。我以为，第四折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鬼魂诉冤”、窦天章为窦娥平冤昭雪构成了剧本的和美圆满的整体结构。从艺术构思来说，也充分的反映了窦娥顽强不屈的反抗意志和斗争精神。因此，不论是剧本结构、中国审美传统乃至观看戏剧的观众，第四折的存在都是必不可少的。 关键字：第四折 存在 必然性 鬼魂诉冤

《窦娥冤》是元代戏剧家关汉卿根据“东海孝妇”的故事改编的一部著名的悲剧。全剧由四折和一个楔子组成。楔子交代了窦娥的身世，也预示了她充满血与泪的生活和命运。全剧的前三折是矛盾的开始、发展和高潮。从窦娥到蔡婆婆家做童养媳开始，十七岁结婚，三年后守寡，和婆婆相依为命。原本以为一生会就这样和婆婆到老，没想到悲惨的命运还在后头。婆婆去索债，差点被债主勒死，被张驴儿父子所就，他们却因此住进了蔡婆婆家，想逼蔡婆婆和窦娥委身于他们父子，窦娥宁死不从。因给婆婆熬汤意外毒死了张驴儿的父亲。张以次为借口逼窦娥嫁给他，窦娥不从，被告到了官府，张驴儿和官府勾结，窦娥为不使婆婆受苦，招认了罪行。当窦娥被押赴刑场问斩的时候，她为证明自己的清白，发下了三桩誓愿。临死的三桩誓愿对天地提出了控诉，渲染出了浓郁的悲剧氛围。全剧发展到高潮。因此许多学者也认为剧情发展到这里，剧本也就应该结束了，所以有人认为关汉卿所做第四折鬼魂诉冤、窦天章为其平冤昭雪是可有可无的，最终以大团圆结局反而影响了全剧的悲剧性。但从中国人民的心理结构和剧本的完整性来说，我以为第四折的存在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增强了全剧的悲剧性。 和美圆满的整体结构是一种深植于我们民族心理素质的文艺思想和具有“传习”力量的审美传统。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就在和残酷的阶级统治者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做斗争，而且始终怀着必胜的信念，执着追求美好理想。他们的这种精神意志和乐观的理想情操，深刻的影响着从民间发展起来又回到民间的戏曲艺术。要求戏曲不仅要反映现实的生活，而且要反映理想的生活。

观众是是戏剧的最大制约。中国戏剧的观众和西方不同，西方看戏的主要是宫廷贵族。而中国戏剧的观众大多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他们是社会的劳动者，生活平淡而且充满愁苦、悲惨与艰辛。看戏往往可以使他们寻求安慰与乐趣，获得享受和休息，通过艺术的享受暂时忘却现实的痛苦和烦恼，在精神上得到一种满足。所以面对本来就不幸福的生活，人们都希望戏剧中的贫苦人物能有一个好的结局。所以就要求艺术的完满。而作者写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观众。所以第四折的圆满结局是必须的！


从整个剧本的艺术构思来说，文章表达的是冤屈者本人顽强不屈的反抗意志和斗争精神。而第四折写“鬼魂诉冤”、窦天章为其女儿平冤昭雪是矛盾冲突的最后解决，是整个故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表面上看，是窦天章公正执法为窦娥平反。而实际上我们从剧本的描写可以看出，窦娥的冤屈只所以能够得以昭雪，乃是其死后冤魂不屈，进行顽强斗争的结果。如魂旦出场时的唱词“我每日哭哭啼啼守住望乡台，急煎煎把仇人等待”[双调新水令]表现了压迫者人虽死，但反抗之心不死和那种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一定要昭雪沉冤、报仇雪恨的顽强意志。如她一而再，再而三的翻开文卷，向其父诉说冤情、鬼魂上堂作证等等，都表现了她坚定执着、不屈不饶、自诉冤苦、自苦折辩、顽强反抗的精神。作者写窦娥三桩誓愿的实现，以及在第四折中写窦娥鬼魂的出场，使冤狱得以昭雪这个理想的结局，都是作者大胆而奇妙的创造，使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借助于浓郁的悲剧气氛的创造，使主题得到深化，表现了作者的强烈爱憎，也表现了人民群众的伸冤复仇愿望和真理力量的不可战胜。借用鬼魂诉冤，其用意并非在于引导观众在假想的伸冤中获得一点自慰，而是从这样突破命运和现实环境的行动里树立起一个不屈于环境、不服从命运的被压迫者的形象。对于窦娥的冤屈是又其父亲来平反的，我以为这只是一个必然中的偶然，和他们之间特殊的关系没多大关系。因为窦天章的形象，实际上是作者“不使民冤”的希望的一个寄托者。也为了我们一贯所说的文章的前后呼应和完整性。在文章的开篇出现了窦天章去考科举，后面就得给他一条出路，也为给看系的观众一个交代，排除他们心理的困惑，使文章的结构达到完整和严谨，因此安排了他来为窦娥平反！

窦娥不仅是封建屠刀下的屈死者，而且是封建黑暗的控诉者、抗争者，她的悲剧是一个抗争者被毁灭的悲剧，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悲剧。这达到了悲剧艺术的较高境界。在封建时代，她的平冤昭雪会激励在被压迫者的新中播下火种，激励他们去抗击沉重的黑暗！

参考文献：

[1]吴同瑞、王文宝、段宝林编《中国俗文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1月

[2]《中国文学十五讲》周先慎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9月 [3]朱东润主编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4月 [4]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 《中国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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