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诗人的政治态度与命运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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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兰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学而优则仕，古代士人阶层与政治皆有不解之缘，他们受儒家思想影响，以从政为职业，藉此安身立命，同时又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企盼以学干政，辅佐明君去建功立业，拯时济世，这是中国古代士人共同的追求和价值取向。而唐初诗人更是古代士人中政治态度积极的一派，这种积极，首先体现在他们从政的热心。大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小到官阶从九品的小小县尉，无一不在政治的激流中试图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当然，他们在关心自己升迁进退的同时，体尝政治生涯艰辛的同时，现实的苦难，人性的悲欢，也在渐渐走进他们的视野，走进他们的作品中。

关键词：唐初诗人；政治态度；政治失意；政治感情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1）12-0108-03 一、唐初诗人涉足政治的热情

初唐诗人总体来说有两股力量，一股起于宫廷，一股起于社会。宫廷诗人自不必说，除太宗时期一些前朝旧臣由于经历、地位、价值追求的差异，而对政治难免产生复杂心里外，其余宫廷诗人定保有政治热情，否则不会选择在朝为官，且大多于皇帝身边，居要职。

而源于社会，在出仕与入仕间奔走的诗人群体，他们的政治热情是否饱满，这也是衡量一个时代是渐入佳境，还是穷途末路的重要尺码。

初唐，作为盛唐的前奏，经过太宗至武则天时期数十年的过渡，使王朝从英雄草创转为规范繁荣的飞速发展。为国家效力，进入政治中心，这种理想几乎波及了每一个怀有诸多政见的社会文人。

如《王子安集》中有《上吏部裴侍郎启》一文，文中，王勃首先强调了文学的作用在于“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1]，接下来对历代文学进行评论：“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鹜，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2]这里不但将魏晋以后的文学视为亡国的根由，而且将绮靡文风的源头一直追溯到屈原。应该说，如此全面否定，在唐朝还很罕见。

由于王勃是隋末王通之嫡孙，而王通又以强调文学的政教作用和批评六朝文风著称，因此人们将王勃此论与王通对文学的看法联系起来，以为一脉相承。但细味王勃文意，其与王通观点并不完全相同。王勃上书裴行俭，原是希望朝廷不要仅凭诗文取士，同时暗含自荐之意。 故文中说：“君侯受朝廷之寄，掌鎔范之权，至于舞咏浇淳，好尚邪正，宜深以为念也。伏见铨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诚恐君侯器人于翰墨之间，求材于简牍之际，果未足以采取英秀，斟酌高贤者也。徒使骏骨长朽，真龙不降，炫才饰智者奔驰于末流，怀真蕴璞者栖遑于下列。”[3]由此可见，王勃真正批评的，与其说是绮靡文风，不如说是只会卖弄文字技巧却无真才实学的文士。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以辞章为能、向往建功立业的观念并非王勃一人所独有，而几乎就是初唐社会诗人共同的心态，卢照邻身体残疾，病重之时仕途之心还是热的，骆宾王的千古名篇亦在政治的撞击中孕育而出，而杨炯的名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4]更是此种心态的真实写照。

二、唐初诗人在政治上的成就

唐初诗人大体有3类，一类本身即是政治家，对国家大事有紧密的参与权，如太宗十八学士之中官居高位的重臣，此类群体的政治成就自然不说自明。第二类诗人虽然在政治上没有杰出作为，但或深谙官场之道，或懂得明哲保身，凭借自己的才学能力占有一袭官位，大多宫廷诗人，如沈宋之流亦皆属此类。而第三类诗人前途命运屡屡与贬谪相伴，他们大多是较为纯粹的文人，或恃才放旷，情绪化非理性，或怀有赤诚爱国之心，鄙视一味歌功颂德，发


出对于国家些许痛切之言，以至于与统治者政见偏差，而终究收获着政治上的失意。 如卢照邻所作《长安古意》，反复跌宕，饶有余哀。诗中托古讽今，写到王侯将相，写他们的专权与倾轧，洞见社会之黑暗。如骆宾王多次上书言政事，幻想把自己的想法和抱负报告给当权者，却因此获罪。如陈子昂生性耿直，任官后对当时弊政反感，反复上书不计后果，不惜因此得罪权贵。

或者，政治家的成就，他们始终望尘莫及，但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他们的些许政见，虽然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却也恰巧是一个王朝健康的发展方向。但封建王朝往往只在乎眼前的政治利益，对长远的发展缺乏规划，以至于通常的做法是，摒弃这些诗人的政见，甚至对他们处以刑罚，以至于无法采纳社会各阶层传来的呼声，达不到政治与民意的和谐，这也是每个封建王朝都必然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一。

当然，他们的政见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这也决定着其政治成就不可能达到某个高度。以四杰为例，他们虽然将题材从宫廷扩大到江山、市井、沙塞，但实际上希冀的是讴歌“汉家之城阙风烟”，向往终有一日可陪同君王羽猎祭祀奏献赋颂，歌咏皇家气象，帝居风光，而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往往只是因为不能归于廊庙朝廷所激起的嗟叹，而并非对宫廷题材狭小视野、上层贵族奢华生活的自觉批判。因此，他们是充满了矛盾的人物，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也是诗人的本质赋予他们的。一方面，悲天悯人，对社会底层充满热切的人文关怀；一方面又蓬勃向上，对上层统治者拥有无限不合实际的幻想。 三、唐初诗人政治失意的缘由

政治失意的缘由基本可分为被动与主动两类。被动失意是指在原本选择的政治生涯中循规蹈矩，拥有一个较为长期的固定政治行为，而后因政局变动，或上层人事更迭而引发的自身政治失败。

如表白心迹写下“下官少怀微尚，早事灵丘，践畴昔之桃源，留不能去；攀君王之桂树，情可何之”[5]的宋之问。其出入侍从，礼遇尤宠后，感恩耀荣，视为得秩于禄的捷径与保障。这样的追求和生活使他不自觉的陷入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政治漩涡之中，终树倒猢狲散，遭贬谪。同流之人物沈佺期、苏味道等也如此。

也有例外者，如上官婉儿确有政治作为，其失意绝大成分缘于统治者更迭；而卢照邻则主要由于身体病痛残疾，使仕途无望。

而主动失意，则是当事人的行为直接引发了政治后果，他们在做出行为之前对结果预示不足或错误，也可能有一定的预示，但如果取消行为发生，结果则是可以避免的。 其中，对结果预示不足或错误者如王勃，其因戏作《檄英王鸡》，被高宗知道，无奈被逐出王府。后藏匿犯死罪的官奴，又害怕事情泄露，竟将这官奴杀害，其罪当诛，幸赶上大赦，才免死罪，但被官府除名，断送政治前途。

而骆宾王于武后当政时期，多次上书言政治，后因言辞获罪，亦使原本顺利的仕途因权贵一怒而成泡影。但与王勃相比，骆宾王对于时政的关心更进一步，其后期参与讨武，写下檄文，亦不能归属此类。

言及对结果有一定预示，却依旧为之，陈子昂当属其列。其不但对当时的文风诗风痛加鞭挞，对于当时的弊政也时有指责。他言论切直，常不被采纳，并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的株连而下狱。终得罪武三思等朝中权贵，被解职还乡，后又被收监，死于狱中。陈子昂体现出诗人气节之所在，即由于其对社会各阶层深切的人文关怀，取士不以功名为唯一目的，甚至为自身的政治理想不惜代价冒犯权贵。

而另有诗人的政治失意游离主动与被动之间，他们大多为宫廷诗人，亦肩负着政治重任。如上官仪被高宗命令草拟废武诏，武则天知道后，令许敬宗诬告上官仪参与谋反，因而被杀。他们因内心政见的驱使，主动做出了政治行为，但多也在政治的纷争中丧失前途，因而评价也是矛盾的。


可见，政治失意的缘由很多，但从中能分出个性人格的高下来。虽然个性于政治来说，毫无关系，然诗人在政治中遭遇失落揉杂出的个性人格，映射出对社会深沉的理解感悟，一切终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其诗文中大放异彩。 四、唐初诗人的政治感悟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政治上能够长盛不衰，或平步青云者，缘于政治的感悟多可归结为为官、升迁之道。其所作诗文必然应景，辞藻华丽，且顾及一切形势，谨慎小心。由此，多无真性情，无文学创作的勇气。

而政治上最终失意、尤其是经由得意，复而失意之人，其政治感悟则偏向另一侧。如宋之问遭贬前官左奉宸内供奉，为典型御用文人的职位，“新旧唐书”一再提到其“以文词知名”[6]、“以文章起”[7]、“有文誉”[8]，《唐才子传》中还记有“夺锦袍”的逸事，并赢得“夺锦之才”之美誉。

然其谄事张易之，坐贬泷州后，途经衡阳，闻时在韶州传法的禅宗六祖慧能声名甚大，遂专程前往，躬诣佛法。后作《渡汉江》《度大庾岭》《题大庾岭北驿》[9]等诗，文风一扫之前应制诗作的富丽堂皇、华美典雅，而为后世称道的至情之作。

与宋之问命运相似的沈佺期，从他的创作实际来看，他也有着自觉不自觉的对于应制诗的放弃的。从现存的《夜泊越州逢北使》《神龙初废逐南荒途出郴口北望苏耽山》《夜宿七盘岭》[10]等迁谪行役诗来看，他不再掉书袋，用典故，不再粉饰点缀辞藻浮华，而是任主观心性自然流露。 许总先生在《唐诗史》中认为，此期诗人的迁谪行役之作往往能够表现出一种悟道的精神。然所悟者何道？从大量涉佛涉禅诗作可以看出，应是指觉悟佛禅之道。

然为什么“探道三十载”竟不得一悟？为什么贬谪“天南端”[11]却豁然开悟？佛禅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他们真正舍弃的核心，却是那种饱读诗书熟谙坟典的善于敷辞、巧于结撰的博学多才，也是夙昔以此种才能自矜的夸耀之心。

而这些，正是由于贬谪的契机，方才让他们对以往生活有了反思和总结，收获了真实无误的生命体验。再谈及唐初政治上一直处于失意状态的诗人，由于他们一直未能达到理想中的政治状态，从而对政治的憧憬与对政治的批判情绪交替进行。 与宋之问、沈佺期不同，他们始终难以真正看透政治的“浮云”，难以了却一切，甘愿去让佛禅澄明心境。但“即烦恼是菩提”[12]，仕途的不幸往往消释了虚情假意，即便哀怨，愁苦，或近乎绝望的爆发，都表达得如此情真意切。

如卢照邻明里哀叹昭君之不幸，实则对自己郁郁不得志唏嘘，写下“愿逐三秋雁，年年一度飞”[13]。骆宾王狱中悲叹“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14]，此“咏物诗不待分明说尽，只仿佛形容，自然已到”[15]。

之后，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16]更进一步拔高了政治感悟，其特征即为，摒弃了单纯关于自身荣辱得失的考虑，却也并非彻底失望，遁入四大皆空，而是将目光投向家国天下。这种拔高，亦让陈子昂呼唤着盛唐之音，与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僻天下寒士俱欢颜”[17]的忧国忧民情怀一脉相承。

从另一个角度看，诗人在长期受到政治理想的压抑后，会用文风的变革予以宣泄。如杨炯在《王勃集序》中说，王勃看到龙朔“文场变体”后，“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而“知音与之矣，知己从之矣”[18]。四杰是有意识的用这些诗来冲击那令人窒息的阴霾，效果也是十分显著。正如杨炯所说，“长风一振，众萌自偃”，“积年绮碎，一朝清廓”[19]。

在唐初，优秀的作品，都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显或隐晦地体现诗人对政治的态度。当然，并非任何杰作都必然与政治相关联，但无疑，政治感悟对于诗人深刻的体察人生、洞见社会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一切，也决定了他们命运的最终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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