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晚婚化、非婚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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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日本晚婚化、非婚化的原因

作者：李雯雯

来源：《华人时刊·下旬刊》2015年第12期

【摘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日本社会开始逐渐出现晚婚化、非婚化的现象。本世纪以来，晚婚、非婚更是愈演愈烈。社会学者们从家庭、政策、福祉等等角度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试图找出其中的原因。众多以国家及机构统计数据为基础的研究成果成功地向我们展示了某些因素间的关联，比如女性的高学历化高收入化以及男性的就业不稳定化，使得男女双方难以找到经济能力互相匹配的心仪的交往对象。并且婚后女性无法兼顾育儿与工作，而男性的收入又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这些都与晚婚化、非婚化密不可分。为此，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如育儿辅助、第3号国民保险政策等，然而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本文将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这些政策之所以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原因。

【关键词】晚婚化；非婚化；核家族；女性高学历化；自主选择权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2-270-02 一、二战以来的家庭观念的变迁 （一）从“家族”到“核家族”

1898年，日本开始实行明治民法，确立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在此之前，除了日本的武士阶级为一夫多妻及父系继承（长子继承家业）外，民间的户口构成多种多样，继承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明治民法实施后，民间也形成了“家族”的概念，多种多样的户口构成方式逐渐统一为武士阶级的“家族”式（通常为三代同堂）。晚些时候，又出现了两代同堂的“核家族”。据1920年的国势调查数据显示，当年的“核家族”比率已占户口构成的54.0%。这也与当时的人口平均寿命短有很大关系，公婆去世早，使得“核家族”比率偏高。到1975年，“核家族”比率达到64.0%。人口平均寿命也大大增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核家族”比率上升的不仅仅是10%。明治25年（1892年），一本名为《家庭杂志》的刊物用“家庭”冠名，大力讴歌家庭之美。二战以后，日本社会的户口构成主要有三代同堂的“家族式”与两代同堂的“核家族”。“核家族”的概念得到广泛传播，被认为是“近代的”“进步的”的家庭方式。 （二）女性的生活轨迹

明治民法实施以前，除武士阶级及贵族阶级的女性无需参加生产劳动外，民间的女性大多需要参加家庭内的生产活动。民法的成立以及战后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雇佣劳动，减少了家庭自营业。越来越多的女性脱离了家庭内生产活动，成为专注于家务及育儿的专职主妇，男性的


雇佣劳动所得薪水则是一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与此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取得学历，步入社会。 （三）“自主选择权”与“生活方式多样化”

1955年到1973年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也是从1970年代起，日本社会出现了追求“自主选择权”的社会风潮。战后经济下迅速发展壮大的中流阶层的婚姻中暗藏着各种危机。中流阶层的家庭普遍是“男主外女主内”，女性被封闭在“家庭”这个私人领域内，与社会脱节，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日复一日地负责家务与育儿。“中流专职主妇层”产生了孤立感与无力感等心理问题。婚外恋、家庭内离婚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离婚率上升。因此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接受教育，步入社会参加工作，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由于无法描绘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年轻一代迟迟不能步入婚姻殿堂。 二、有关“晚婚化、非婚化”的原因的探究

1990年报道出的“1.57的打击”震惊了整个日本，日本的出生率水平创出新低。解决晚婚化、非婚化成为了刻不容缓的政治课题。学者们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指出九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及经济不稳定化，导致了男性的就业不稳定化，社会无法保障男性赚取可观的薪水。与此同时，女性却经历着高学历化与经济独立化。日本社会及中国社会素有“上升婚”的意识，也就是女性择偶要选择比自身条件优越的。而当前的社会现状显然无法满足这样的社会意识。学者们也从其他着眼点出发，做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经济高度增长期，一家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男性赚取，现如今男性工作不稳定化，这时就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工作维持家计。女性一旦工作，可以花在家务及育儿上的精力就少了。于是政府先后出台了一些促进女性就业以及育儿辅助的政策。并且，有关“家务分担”及“婚姻关系的平等性”的研究也盛行一时。唯有晚婚化、非婚化这一问题本身始终得不到解决。 三、适龄人群的结婚意愿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进行了一项五年一次的针对单身适龄人群的调查，结果表明1982年到2005年选择“迟早要结婚”的女性从94.2%变为90.0%，近30年间仅降低不到5%，说明女性的结婚意愿还是很强的。可为什么晚婚化、非婚化会这么严重呢，为什么她们想结婚却不结婚呢？调查表明，大多数未婚者称原因是“遇不到合适人选”。从此处展开，学者们又进行了一系列有关“经济原因”“工作类型”“邂逅几率”“人际交往能力”与男女交往的关系的研究，这些研究指出了特定因素间的相互关系。不仅如此，还兴起了各种相亲活动。2008年出版的著名社会学者山田昌弘、白河桃子合著的《“婚活”时代》一书中，首次提出“婚姻活动”这个词。该词一出，迅速普及开来，甚至不久便出现在了影视作品中。部分“婚活”确实促成了男女交往，但“婚活”的持续效力——交往了的男女能否修成正果则无法考证。 四、总结


山田昌弘在《婚活现象中的社会学》一书中写道：“如今人们理想中的婚姻很难成为现实，这种情况下，有三种选择。1.放弃理想。就是放弃理想中的婚姻，选择现实中的婚姻生活。这可能意味着放弃爱情，也可能是放弃高富帅，做好夫妻共同工作的准备，放弃理想婚姻中的某些要素。2.生活在虚构中。就是放弃结婚，并用宠物等充当虚构的理想家庭中的家庭成员。3.追逐遥不可及的理想式婚姻。时下盛行的“婚活”正是典型的例子。

无论是上述的“追求理想婚姻”，还是所谓的“遇不到合适人选”，细想想都可以归结到日本社会与中国社会的这种“女性上升婚”意识上。山田昌弘并且指出，促使女性降低择偶标准尤为关键。然而“上升婚”意识属于意识范畴，并且是从种种物质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剥丝抽茧得出的，若把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向再次引到“降低女性择偶标准”云云的解决矛盾的二元论上，是否又会衍生出新的矛盾，再次堕入重重迷宫？我们现行的很多制度都是效仿西方世界的，然而东西方文化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西方有哲学和二元论，而我们东方文化根本上是一元论的。这种女性的“上升婚意识”中，包含着一种情绪上的东西，是二元论、逻辑论证所解决不了的。上个世纪，西方文化涌入东方，令我们新奇无比。我们用二元论探讨解决一切问题，并排斥以往的文化论。当时二元论非常有效，现在很多问题似乎进入了矛盾的最后一个螺旋，无论如何分析探讨都解决不了。日本著名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在其著作《禅学入门》中写道：“只要逻辑还有实用价值，还是可以继续使用；但是当它行不通或是逾越其分际时，我们就得大喊：‘且住！’”。“当词语不再与事实对应时，我们就应该抛开词语，回到事实去”。这句话不正适用于当今的婚姻问題吗？当所有的科学分析方法都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正是我们跳出二元论，回归生活真实场景的时候。而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正是我们的文明，它从古至今绵延不断，人连同这文明一起，造就了自己的生活，造就了自身文明特有的情绪。文明遍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且永葆生命力。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能够领悟到这文明的原理，那么就一定能够创造出适应当前社会状况的男女关系形态。这才是晚婚化、非婚化的根本解决之道。 参考文献：

[1]铃木大拙.禅学入门[M].海南出版社，2012.

[2]山田昌弘.結婚の社会学[M].东京：丸善ライブラリー，1996. [3]山田昌弘.婚活現象の社会学[M].东京：東洋経済新報社，2010. [4]上野千鹤子.近代家族の成立と終焉[M].东京：岩波書店，1994. [5]佐藤博樹，等.結婚の壁[M].东京：勁草書房，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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