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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对唐诗的继承与发展
继承:
宋诗是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宋诗是在唐诗之后的另一个高峰,确立了一套异于唐诗的审美规范,但同时又学习唐代,表现出宋朝的时代特色。宋人继承发展了唐人的精神,而最终与唐诗“双峰并峙,分水而流”。对后世的影响都很巨大。 发展(不同):
宋初以来,宋诗仍受残唐诗风的影响,尚未出现具体新创的系统。真正的宋诗,是由宋真宗、仁宗时代的欧阳脩及其好友梅尧臣开其端。欧、梅之后,出现了两个宋诗大宗——王安石与苏轼。苏轼的门生黄庭坚后来的影响超过苏轼,形成 “江西诗派”。江西诗派除了黄庭坚之外,还有陈师道、陈与义两大诗人。南、北宋之交,江西诗派的影响笼罩大半诗坛,流弊也因之而生。南宋三大诗人——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刚好出现在这一阶段。他们都受江西诗派影响,也都想在江西诗派之外另谋出路。在他们之后,宋诗走向没落。以上所提诸人,苏、黄、陆三人尤其重要,是可以跟唐代的李、杜、韩(愈)、白(居易)并称的大诗人。
鲁迅先生说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以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而宋诗的代表作家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正是“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在极高的起点之上,苦心孤诣终与唐诗双峰并峙,各领风骚,亦不能不为后人称道。
唐诗与宋诗本是一脉相承,从整个诗史来看,宋诗正是唐诗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又存在很大差异,宋诗对唐诗是在其基础上变革、创新发展起来的。
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宋诗都有新的开拓和创造。宋诗比之唐诗,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和表现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等方面都有所扩展。
在诗歌基调方面,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剧烈的历史背景下,宋诗中所抒发的爱国主义精神比唐诗更炽热和深沉,成为宋代诗歌的基调。
在写作手法方面,唐诗主言情,寄情于景,即使说理,也多以抒情方式出之;而宋诗喜说理,寄情于理,崇尚议论。宋诗同唐诗相同,优秀之作也来自生活,但往往先从理性上把握,然后再选择恰当的形式。所以宋诗即令句句生动具体,总是有某种逻辑思维的潜流贯穿其中,不像唐诗的意境大都以直观形式表现出来。总之,唐诗总用感性形象来把握现实,宋诗则多借助理性思维来解剖现实;唐诗诗味较浓,宋诗诗味较淡,但却以思想的细致深刻、技巧语言的精益求精弥补之。宋人在学习先辈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发唐人之所未尽,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的,宋人皆写入诗中,如苏轼、黄庭坚就写下了许多咏墨、咏纸、咏砚、咏茶、咏画扇、咏饮食的诗。
而在写景上,像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北风卷地百草折),虽然极尽描摹之能事,但款款道来,数换韵脚以作停顿,步骤合拍。宋诗中例苏轼的《百步洪》(长洪斗落生跳波),效仿韩愈《送石处士序》中的比喻手法,一气呵成,使人应接不暇;且中间不换韵脚,大有直下之势。诗的优美与文的流畅兼有,写作技巧可说比岑诗有进步,但不免失之急迫,没有唐诗的雍容之态。
在数量方面,基本上宋诗、唐诗虽是各富风采,但因为宋人以词为先,诗反而成为配角了,因此唐诗不仅数量上胜过宋诗,在素材上也多于宋诗。
通常区分唐、宋诗,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还指风格。《诗词散论·宋诗》中:“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
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这番话说的便是唐、宋诗各自的特色。
风格当然与时代有关,不能机械的用时间段来划开。唐诗从韩孟诗派起下启宋调,而宋朝也有传承唐音者,比如宋初的白体和西昆体。就总体而言,唐宋诗风颇有不同,自宋以后直到近代,我国古典诗歌的风格,一般都没有超出过唐、宋诗这两大类的范围。
举一个例子说明,比如李白的《洞庭湖》(之一):“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天南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此诗只是写洞庭西望之所见,信手拈来,毫不着力,读来的确是蕴藉空灵,情在景中,这是以韵胜。再看黄庭坚的《题郑防画夹》(之一):“惠崇烟雨归厂,坐我潇湘洞庭。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 这首诗前三句写的是湖中景致及景色之动人,待到诗人欲买舟一游时,方明白并非真景,原来乃是画。前三句的烘托作势,目的全为闪出最后一句,足见颇费匠心,深析透辟,即以意胜。
(一)宋诗“以平淡为美”,唐诗“以丰腴为美”
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而且写景抒情信手拈来,读来有深情远韵,有一唱三叹的感觉。唐诗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熟”的特点。宋代诗人可以从中发现无穷的宝藏,作为学习的典范,然而这座山峰同时给宋人造成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们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走出唐诗的阴影。宋代诗坛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以平淡为美。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苏试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苏试、黄庭坚的诗学理想是殊途同归的。苏轼崇陶,着眼于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黄庭坚尊杜,着眼于晚期杜诗的“平淡而山高水深”(《与王观复书》之二)。可见他们追求的“平淡”,实指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唐诗的美学风范,是以丰华情韵为特征,而宋诗以平淡为美学追求,显然是对唐诗的深刻变革。这也是宋代诗人求新求变的终极目标。
而唐代是一个兴旺发达的社会,生活本身就容易激起人们的诗情,在时代精神的影响下,唐朝的诗人往往更多地带着一种诗意的眼光看生活,因而即使在平常习见的生活中他们也发现了丰富多彩的美,所以唐诗显得丰腴,以丰富的想象,奇特的意象及语言,或者炫丽的色彩给世人带来另一种审美效果。
纵观整个唐诗史,无论是初唐的“四杰”及稍后的张若虚,还是中唐的李白乃至晚唐的李商隐,他们的诗作相对宋诗都呈现出华丽的特点。有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式的丰腴;有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景象壮阔,气势雄伟的丰腴;有李白的“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壮怀在胸,想象丰富式的丰腴;甚至还有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层次丰富,沉郁苍凉式的丰腴;杜牧“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有声有色,有动有静式的丰腴;还有李商隐“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形象美丽,意境朦胧式的丰腴。
正是通过与唐诗丰腴的对比,才突显出宋诗倾向日常化,生活化的这种平淡,从而展现了其以平淡为美的独特魅力。
(二)宋诗以“理趣”为特点,唐诗以“情韵”为特征
唐诗以写景抒情为主,即便是要叙事说理,也是将其寓情于景之中,因此唐诗读起来给人一种一唱三叹的感觉。而宋诗以叙事说理为主,即便要写景抒情,也是寓理于景,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宋诗呈现出“理趣”的特点,即诗人
在写景、咏物、记事之中,有意识地阐发某种生活哲理,表达对人生的思索。但这种理趣并不是玄思和吊诡,而是生活中随感而发的感想,在习以为常中给人以新的启迪。这就存在两代人对生活态度的一种差异———感性与理性,唐诗重韵致,而宋诗尚理趣。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全诗读来无半点唐诗的风采,既没有引人入胜的景致描写,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感情抒发,而是洋溢着一种理性思维的气息。设问句的使用既提出了问题,又给出了答案,虽是观水有悟,却是观书有感,意思是说要做到事理通达,心境透明,必须不断地学习与提高。
而唐诗对日常习见的种种生活内容的描写,往往是富有诗意甚至是带有浪漫色彩的,对事物感性直观性的良好把握使得唐代诗人侧重表现内心的感受,他们或纵情于山水,相惜于送别或感慨于历史兴衰,百姓疾苦,感叹于爱情的缠绵悱侧,因此唐代 就具有了强烈的感情和丰富的诗韵,表现出了生活的美好及诗人精神的美。在诗人的笔下,日常的和平环境中的生活也往往显得浪漫而开展,人们的情思、精神,不是像秋水般的沉静,而是像春水般的不安于平地,寻找浩瀚的海洋,以情韵深深地打动读者。
(三)、宋诗“以文为诗”“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
宋诗区别于唐诗的又一大特点,即严羽指摘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
“以文为诗”,即诗多记叙铺陈,好以议论直言感受和情绪。这种诗风称为“散文化”,虽不能完全概括宋代的全部特点,但是经过了反对西昆之后,散文化成为宋诗的主流。
“以议论为诗”是指宋诗善于议论,而且发论不借助意象的抒情表意,与唐诗的以抒情写景入诗不同。例如,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前两句紧紧扣住题中的“初晴后雨”四字,但接下来的两句没有继续作具体描写,而是转为概括议论,只用一个比喻,就传达出西湖山水的秀丽、风情万种的神韵,真正做到了虚处传神,此喻一出,“遂成西湖定评”。
“以学问为诗”是指宋诗中善于使事用典,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是其代表,主张“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化用或活用典故。例如,《演雅》一诗,咏及蚕、蛛、燕、蝶等43种动物,它们本来全是自然意象,但黄诗并未到自然界中去观赏这些,而是从古代典籍的字里行间去认识它们,全诗充满着典故。
相对而言,宋诗中的情感内蕴经过理性的节制,比较温和、内敛,不如唐诗那样热烈外扬;宋诗的艺术外貌平淡瘦劲,不如唐诗那样色泽丰美;宋诗的长处,不在于情韵而在于思想,它是宋人对生活的深沉思考的文学表现。
宋诗在唐诗影响下不断发展,对唐诗既是继承,也是延伸创新。两者都促进了中华文化的蓬勃发展,各有所长。正如缪钺先生所说:“唐诗如花中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槛,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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