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韩愈“气盛言宜”的为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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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韩愈“气盛言宜”的为文观

作者：陈静

来源：《牡丹》2018年第17期

《答李翊书》中，“气盛言宜”是为文之发声，此为文观是韩愈文论思想的重要前提，它不仅对当时文坛起重要作用，对现代文人的为文观建立也颇具深远意义。 一、“气盛言宜”之溯源

“知言”是为文者对文章鉴赏能力的表述，“养气”是为文者内在的道德品行修养。韩愈上承孟子的思想，针对六朝文人不注重主体道德修养的现象，倡导了一场复兴儒学的古文运动。 “气盛言宜”是一个统一整体，其中气“是宇宙万物存在的质的实体和运动的力的载体”。《易经·系辞上》很早就提出“精气为物”说，此“气”是阴阳精灵之气汇聚，成为万物的源头。《管子·心术下》的“气者身之充也”，是指充实身体的内容。韩愈的文论则将“气”从实在的身体转化到为文精神中，气盛而言宜也。王充在《论衡·自然》中也论及“天地合气，万物自主”，由此可知，“气”在历代诸家笔下都有所涉及。最早引“气”入文论的当属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他提出“文以气为主”，把气看作文章中的为文者面貌，也即为文者气质，但作者的构思是不断变化的，这种文之气质，更可喻为“气韵”，后来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更加延伸了此种气之所指。同样继承孟子“气”之言论的还有刘勰的“养气说”，这种重视人格道德修养同样显著于韩愈文论中。

追溯“气盛言宜”之源，与韩愈力求塑造为文观息息相关。首先，韩愈强调将作者的人格道德修养与文章的思想内容相联系。在《答李翊书》中，韩愈说到人格修养要以仁义为前提，要在《诗》《书》中探索。《诗》《书》之源，在于强调作者的人格修养，韩愈提出的为文观借助于儒家思想进一步阐述，作家的“气”之言论在儒家思想中得以指导，但韩愈的“气”之言论，是强调先为人、后为文。

再者，韩愈提出的“气盛言宜”说与“文以明道”相互交融，后者为前者的重要前提，要想“气昌”，首先“道明”，而前者又为后者服务，韩愈提倡古文，主要因为古文是明道的。由“文以明道”可知，韩愈认为要写好文章，首先就得将作者的道德修养提高。明代方孝孺的《与舒君》中论及“盖文与道相表里……道明则气昌，气昌则辞达”，文与道互为融合。道即思想，是气的“良师益友”，而文之体现又在于气之盛。

最后，韩愈指出“气”对于文人写作的重要性。他是在强调作家的人格修养，强调文中思想内容决定文章的形式，但韩愈并不是在重道轻文，这在诸多学者和大家的文论思想中都早有研究。与此相反，韩愈不仅没有重道轻文，还尤其重视文辞表达，《答李翊书》是韩愈结合自身的求学经历所写，他所推崇的语言创新，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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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答李翊书》中的“气盛言宜”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的“气”强调的是作家在文章中所具有的道德修养问题。文中所写“李生足下：生之书辞甚高，而其文何下而恭也”，让人能先感悟到韩愈对为人的看重，他认为道德是为文前提，道不同不相为谋。韩愈在论述为文目的时，说李翊想胜于人而取于人的话，就不用继续求问为文之道，如想至于古之立言，就得慢工出细活，并且不能被眼前的利益所诱惑。这不仅是韩愈对李翊的告诫，也对现代文人的为文观有借鉴作用。韩愈十分注重道德追求，他说的“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就是强调道德修养是为文的前提，具体做到就得“养其根而俟其食，加其膏而希其光”。

“气盛言宜”是为文精神，也是为人品格。作家的品德高低是文章好坏的前提。在文中，韩愈首先称赞了李翊谦恭好学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后学习就能逐渐得到提升，使己充实。好问则裕，谦卑受益。这也足以使后世文人学习。

韩愈在论述道德修养的问题时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认为道德是为文的根本，只有作家的道德修养达到了一定的层次，那么作家的文章才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在韩愈看来，那些道德修养高的文人，写的文章“无论文之短长与声之高下”都能顺畅宜读。

韩愈用精湛的笔调，为人们论述了文人应有的“气”之所在，“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作家的道德修养提高后，文章的思想也会明显提高。 三、“气盛言宜”对现代文人的启示

现代知识分子的为文立言与古人相差甚大，他们在为人立言上有一定程度的缺失。韩愈的“气盛言宜”之论对现代文人有众多启迪。 （一）勿急于求成，抒气盛之言

由于现实的禁锢，当代文人急于求得真理，将自身的物质利益放到首位，因此知识分子们所应存的个人修养之气往往不易显露。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诚然，此种高度一般人无法达到，人们不能做到韩愈那样的精细功夫，也就不能做到立言实则为人的崇高境界。快节奏的生活将人们变得现实，但保留一颗沉静之心依然尤其重要。欲速则不达，慢工出巧活。《孟子·公孙丑上》所记苗则槁矣，就是急于求成的表现，这往往不能使人们做出大的成就。学会脚踏实地，这样才不至于举步维艰。人们总说做学问讲究的是不忘初心、不怕孤单、不甘寂寞，可总是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勿急于求成，不被外在利益所诱惑，敢于面对自我缺陷，学会沉淀心思，在求学之路上，人们要成为一个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之辈。 （二）善求学前人，寻气盛之源在

《答李翊书》中有“志乎古必遗乎今”，这种学习古人的立言之法似乎从古至今就被人所诟病，但求学之路不只为了名利，因此前人的为文法仍值得现代知识分子学习。晚唐时期有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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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前人的诗人，小李杜——杜牧和李商隐，他们学习前人李白和杜甫的诗歌，并在一定程度上注入自己的新鲜思绪，形成了新的诗歌特色。清朝中期的桐城派文人方苞、姚鼐、刘大櫆等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基础，论述了更多自我思想的东西。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更是学习前人的典型，他们多数学习杜甫的诗歌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创作出新的特色，在重视句法、喜用拗句、用典以故为新、变俗为雅等方面为后人所极力推崇。为文的难度往往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没有这方面经验的人是永远无法懂得其中的困难，因此端正好学习态度，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学习前人经验，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创新出奇，才不会导致自己的文章是“無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显个人气势，品气盛言宜

独抒个人气势是解读韩愈思想的一大扩展学习。诸多有名诗人、词人的大作都与独特气势相关。韩愈在《答李翊书》最后说，有志学习古人的人必为今人所弃，这实在是一种悲哀。不妨做个假想：倘若在学习古人立言之说后，又能创作出属于个人的独特立言气势，那么这些讥笑学古之人还有何种理由呢？韩愈提出文章的气势是来自于作家的仁义道德修养，也就是说要想写出“仁义之人，其言蔼如”的文章，要想达到“古之立言者”的写作境界就得在道德修养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会融会贯通、巧言立行，以彰显自己的独特气势。在回复李翊的答信中，韩愈首先写出了自己欣赏李翊“其问何下而恭也”的态度，这是一种情感的抒发，为后文中解答李翊的疑问做好了铺垫。语言和情节的独特性就更为浅显易懂，现代作家鲁迅就给人们呈现了众多震撼人心的佳作，在他独特的语言和情节中，人们能身临其境地寻求情感依托，这是他的为文气势，也是他的为人之言。读韩愈的文字，人们可以得到启迪：现当代作家的作品总会缺少一些抒发个人气势的文字，因此学古人之言尤为重要。 四、结语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主要论述了为文与为人、立言与立行之间的关系。他强调作家道德修养上的重要性，也论述立言应“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韩愈敢于创新，其“气盛言宜”论，不但对当时的古文运动和整个文坛影响深远，而且对于现代知识分子具有深远的创作意义。

（湖北民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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