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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中奇女子之形象
在我国小说史上，从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中，就已开始将女性以花妖狐魅的形象来进行描写。《聊斋志异》写于明末清初，作者笔下的花妖狐魅，不仅有着“容华绝代”的风姿，更有着对爱情的执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无视以及与社会黑暗抗争的勇气，她们的美丽、善良、坚毅、勇敢，使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极其震撼人心。 《聊斋志异》是诞生在明清之际的一部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蒲松龄生活在明末清初，当时封建社会开始解体，资本主义正在封建经济的内部开始萌生。社会正经历着巨大、深刻的变化，新旧思想变更不穷。社会现实的变革以及先进的思想必然对蒲松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反映在他本人的世界观和审美观中，也必然会体现在寄托着他的愿望、思想、品格的《聊斋志异》之中。 对青年男女之间的悲欢离合和生死相恋的描写，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一个主要内容。许多作品都热情地赞扬着女性为了争取爱情的自由所付出的不懈努力，更从不同的角度去歌颂男女之间发生的矢志不渝的爱情。《聊斋志异》也不例外，《聊斋志异》中的少女只要她们一出现便常常伴随着爱情的诞生。但蒲松龄笔下的美丽女子们对待爱情和以往的女性有很大的不同，她们大多是由花妖鬼狐幻化而成，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对她们来讲，并无多大用处，行为上也少受封建礼教的禁锢，所以在对待爱情婚姻的态度上，一改以往任人摆布、逆来顺受的柔弱女性形象，而是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
《聊斋志异》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如夜空中的流星，闪耀着独特而璀璨的光芒，她们打破了封建世俗偏见，冲破了封建礼教束缚，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对所钟情的男子或“逾墙相从”，或“夜扣书斋”， 不拘礼教，主动热情，毫无顾忌。特别是那些有着非人类身份的女性，她们借助异类身份的掩护，勇敢地毫无顾忌的追求自由快乐的爱情，她们在两性情感中表现出的是大胆、主动、开放和自由的。《绿衣女》
中的蜂精在于璟醴泉寺夜读时飘忽而至，在窗外发出“于相公勤读哉！”的赞语，又推扉笑入，主动结识于璟，并用赞语笑颜愉悦于璟，后“于心好之，遂与寝处”。《红玉》中的红玉“自墙上来窥”，先“微笑”后“梯而过，遂共寝处”。《莲香》中的莲香、李氏都是主动叩开桑郎之斋以求桑郎之眷。这些女子都是先男子而动情，不顾封建道德的约束，主动追求自由快乐的爱情。
《聊斋志异》中的许多女性对她们的所爱，没有任何附加的世俗条件，不计付出不求回报，不追求婚姻形式，也不一定要长相厮守。她们与人相亲，替人着想，为人分忧解难，助人度过难关。或助他们科场扬眉吐气，或助他们子嗣接续，家庭幸福美满，或解救性命于危难时刻。《红玉》中的红玉对书生冯相如一无所求，并三助之，一是在其落寞之时，予其欢乐，临别重金相赠，助其娶得佳妇；二是在其遭受父死妻亡的灾祸时，为之报仇雪恨和抚养幼子；三是在其父子劫后余生之时，助其重振家业，科场得意。这类女性往往是在书生贫困潦倒之时给他们送去精神与肉体上的快乐与慰藉，而不要求他们承担任何世俗责任，表现出不计付出不求回报超凡脱俗的。
《聊斋志异》中的女子多是社会中下层的女性、平民阶层的女性。庚娘之父为知府，青娥之父为评事，鲁公女是知县之女，她们都出身于中下层的官吏之家；连城为举人（文中称“孝廉”）之女，公孙九娘为故家女，阿宝是商贾女，商三官、吕无病、细柳、乔女都是士人女，可云出于社会上的中人之家；而江城为居无处所的蒙师之女，邵女为贫士之女，窦女为农家女，芸娘为榜人（船户）女；菱角为画工之女，胭脂乃牛医之女，阿绣是杂货铺里的卖粉女，瑞云是烟花中人，则又等而下之，她们都是社会下层的女儿。《聊斋志异》是一部社会小说集，是一部写现实人生的短篇小说集，不过她更多的是采用了一种幻化的形式，为人物形象披上了一层花妖狐魅的外衣而已。在蒲松龄的笔下，在这样一些由异类幻化而成的《聊斋志异》女儿们身上，人性美、人情美的成分是十分浓烈的，她们身上那种人性、人情的成分往往会远远地超过一般的社会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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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