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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在诗歌历史上的地位和它的特点
唐代的诗和宋代的词,在文学史上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殊成就。词在隋唐时代伴随着当时新兴的音乐一一燕乐而兴起。词本来是为这种新兴音乐的不同曲调所谱写的歌词,是曲子词的简称。
本世纪初在甘肃敦煌发现的抄本曲子词,绝大部分都是民间作品。王重民先生所辑《敦煌曲子词集》有一百六十余首。任二北先生《敦煌曲校录》增至五百余首。文人写词,中唐以后,渐渐地多了起来。晚唐五代,开始盛行。林大椿先生编《唐五代词》,收一千一百四十八首。宋代是词的创作最繁荣的时代,作品很多,唐圭璋先生所编《全宋词》,有两万余首。
词经过从唐代到宋代的发展,使得诗歌园地继唐诗之后,又一次地出现了百花盛开、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虽然在反映时代的广度和深度上,总的来说宋词比不上唐诗,然而词毕竟有它的重要地位。
诗歌领域,从晚唐五代开始,形成了古、今体诗和词的平行发展(后来还有曲)。宋代古、今体诗,产生了很多重要作家,作品相当丰富,数量上超过唐诗,有许多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这都是应当肯定的。但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缺乏创新精神,艺术风格也不够多样化。诚如前人所说,“宋人作诗与唐远,作词不愧唐人”,“作词颇能尽变,作诗便板”。这是因为,宋代很多诗人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他们喜欢在诗里搬弄典故,模仿前人,发抽象议论,常常把诗弄得僵化。词则较少这些弊病,很多的词都能写得形象鲜明生动,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在艺术上也勇于探索,大胆创新。 词的形式对于五、七言诗的形式来说,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词虽然篇幅、句式、平仄、用韵等经过固定后规则很严,甚至比五、七言近体诗还严格,但是,词的句式长短相间,参差不齐,多用虚字,不避俚俗等,突破了五、七言诗的一些限制,使得作者有更多的自由,能够较为细致地表达复杂曲折的思想感情。清人所谓“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宛形容之”。除此之外,词的节奏鲜明,富有音乐性,这都是它的长处。
但是,词在另外一方面又有它的限制。它的篇幅较短,长调一般也不过百余字,每首容量有限,不可能用来写出像《孔雀东南飞》、《木兰辞》那样的叙事诗,也不可能用来写出像《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那样带叙事性的抒情文字。
唐五代和北宋的词,大量的是写爱情、离别、四时景物、闲情趣、羁旅愁叹等,反映社会现实斗争的作品不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应当追溯词的形成和发展历史。
词本来是为配乐而作的,乐歌的演奏,总要在一定的场合,如宫廷、豪家,其次为秦楼楚馆以及民间游艺场所等,听众除统治阶级上层贵族外,一般为封建文人和市民,歌词就必然适合他们的口味。
敦煌发现的曲子词,题材的范围比较广泛,然而至多也不过是反映了一些商人、兵士和下层知识分子的东西,而且大多数也是写国情。它们是市井流传的乐歌。唐末五代的文人词,一般都是反映士大夫文人的纤弱的感情,内容方面还远不如敦煌曲子词。 明王贞《弇州山人词评》说:“温飞卿所作词目《金荃集》,唐人词有集曰《兰畹》,盖取其香而弱也。”这种“香而弱的词风,从温庭筠等人起,一直流传下来,构成了一种传统。
唐诗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些诗歌理论,如陈子昂、李白等人关于诗的见解,这些理论促使唐诗更深刻地反映现实。
宋词在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词论,这些词论对于词的反映现实反而起阻碍作用。这些词论的一个基本要点是“词要协音律”,它们对于词的思想内容,却很少强调。
北宋的晁补之说词要“当行家语”,否则纵使写得好,也只是“着腔子唱”的“好诗”。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强调“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等。南宋张炎说“词之作必先合律”。这些都是把“音律”强调到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 词最初是音乐的文学,要唱当然要求合律。能够在上层社会或市井流行的乐调,有它一定的声情,合律就要求能适合一定阶级或阶层所欣赏的声情。这就影响了词的思想内容。 宋代有的作家已对此表示不满,如王安石说:“古之歌者,营先为词,后有声。故日:“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水,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他认为这是把古人所讲的诗歌和音乐的次序颠倒了过来,这实际是对当时填词的一种批评意见。然而这批评还未引起当时人们的普遍注意。苏轼首先用他的创作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词必须谐律的作法。
南宋初期,以辛弃疾为代表的一些抗战派词人继承了苏轼所开创的道路加以发展。苏辛一派成为宋词中所应当肯定的主流。但是,在词的发展史上,唐末五代以来词的传统仍占很大的势力。明代张延说:“词体大约有二:一婉约,一豪放”,“大抵以婉约为正”。所谓婉约,是指唐末五代以来那种脱离现实斗争专务婉丽的传统词风;所谓豪放,是指苏辛一派词风。“以婉约为正”,这在词的历史上是许多人的一种牢固的观念,他们非议豪放派的词“不谐音律”,是“变体”,不是“词家本色”,对它加以抵制。他们对苏轼和辛弃疾的词也只称许其中一部分音律谐协和在风格上比较婉丽的篇章。
唐宋时代的许多人,心目中对词和诗的看待就不一样。他们把一些意境比较开的,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东西放在诗里写,丽在词里面,题材却局限在狭小的范围。 从词的发展的不同阶段中比较长期地占有优势的这种脱离现实的倾向来看,更加显出苏、辛弃疾一派词的重要意义。正因为有了他们一派的词,在词的领域内才有了生气。 然而,这也不是反过来完全否定晚唐五代以后以婉丽为宗的一派的词。这一派的词家,在对词这种艺术形式的创造过程中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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