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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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方向

作者：许澄 姚冰 李倩

来源：《传媒》 2017年第11期



自上世纪80年代西方传播学进入中国，至今已经走过3 0多年的历程。在这段时间内，传播学在中国得到了飞速发展，无论是从高校的学科设置上来讲，还是当前业界对于传播学的重视来讲，传播学都足以成为一门显学。随着传媒业的不断发展，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深度融合，将会对学界和业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尽管传播学发展迅速，但是当前的传播学研究依然是以西方尤其是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研究为主导，呈现出实用主义倾向。无论是从传播学的学科建构还是话语体系来讲，中国本土传播学都处于劣势。这种状态不但不利于中国本土传播学的发展，也不利于中国的文化安全，更不利于改变当前国际传播中我国的弱势地位。如何引进、消化、吸收西方传播学，最终实现传播学的本土化、原创性研究，推动中国本土传播学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质和中国传统话语逻辑的传播学体系，是值得学界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在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中，一些学者将目光集中于中国的民族文化传播，尝试通过对民族文化传播的研究，开启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新方向。这其中以云南师范大学李丽芳教授、邱昊和谢晓霞副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开启了这一尝试。由他们主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的《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一书，正是对这一尝试的系统总结。该书以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为切入点，结合传播学、民族学、符号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相关理论，在系统梳理少数民族文化载体和符号的基础上，探讨了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是如何表征少数民族文化意义，并在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中进行意义传播和意义建构的。

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和原创性。近年来，以厦门大学谢清果教授、浙江大学邵培仁教授为代表的中国传播学者， 开启的华夏传播研究，将研究视点根植于中国本土、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传播学相关理论，探索出了华夏传播研究的对象、范畴、框架、问题和方法路径，在推动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为中国传播学原创性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进一步拓宽既有的传播学理论框架提供了思路。就中国本土传播学研究而言，如华夏传播研究，是将中华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的，具有整体性和宏观性的理论建构，但是在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而该书聚焦于中国民族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这一特殊的文化类型，并以少数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为例进行了分析。如对少数民族建筑、艺术、服饰等的分析，显示出其微观阐释的努力。这种研究，无论是从理论建构的层次上，还是研究的对象和切入点上都具有创新性和原创性。

为了达到理论创新，建构民族文化传播学这一目标，作者进一步阐释了民族文化传播的基本概念、民族文化传播的基本功能、民族文化中的符号传播，以及民族文化传播学这一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作者看来，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扩展了现代传播学的研究范围，它从历史的角度、文化的角度和技术发展等角度对民族文化信息传播的行为和规律进行了关注和阐释，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进行了现代建构。它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对民族文化传播学的建构来说极具创新性，还开启了中国特色传播学研究。为此，作者勾勒了民族文化传播学的基本视角，认为需要从民族文化传播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沿革，民族文化传播学的学科建构意义，民族文化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实务等方面来进行研究。这就规定了研究的基本路径，为民族文化传播的进一步研究指明了方向。

不仅如此，在新媒体快速发展，并且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背景下，其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也具有重要作用，这成为新媒体与社会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为此，作者从新媒体的概念、特征出发，进一步论述了新媒体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的运用及价值，认为新媒体在民族文化传播中将民族文化激活，生成“网上民族文化”，在形成虚拟社区凝聚力的同时，将民族主义


文化异化为“网络地方民族主义”，这为研究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提供社会学角度的思考，为研究主题的多元性提供了借鉴。

具有系统性、广泛性。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种类繁多，每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其传承与传播方式也都有不同。有些民族甚至没有自己的文字，所有的文化都停留在原始的口口相传阶段。这就为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带来了挑战。一方面，它显示了民族文化传播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如何寻找切入点，实现研究的有效性是研究的关键。为此，作者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进一步符号化、物质化，这样就将文化这种大而无形的概念具象化为具有代表性的载体和符号。为此，作者系统梳理了这些民族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载体和符号，如民族建筑、民族服饰、民族语言等。在民族建筑传播中，作者借用了社会学领域空间生产理论的相关知识，重点分析了少数民族建筑与空间生产、空间语言的关系；在民族服饰传播中作者以符号学编码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少数民族服饰符号传播过程中的编码规则、编码者，以及译码的过程；在少数民族语言传播中，作者重点介绍了纳西族文字的表意方式和规则；同时作者还对少数民族的艺术文化传播、宗教文化传播、手工艺文化传播和影视文化传播进行了相关介绍。作者正式通过重点分析这些载体和符号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具有的意义，以及如何表

征和呈现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最终实现对民族文化传播方式、传播形态及其传播意义的梳理。

具有文化安全的自觉性。在当今，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文化问题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导性问题。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的，未来国家之间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文明所引起的。由此可见，在全球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碰撞将成为常态，这必然也伴随着文化入侵、文化帝国主义现象的发生。因此，文化安全在今天更应该是国家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

如何确保文化安全，不仅仅是政治问题、文化问题，同时也是传播问题。文化只有在不断传承、不断传播的过程中，才能为更多的人接受、认识、理解，呈现出其应有的影响力。中国文化作为东方世界的璀璨明珠，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因为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传播力较弱、影响力较弱、话语权较弱，容易遭到文化帝国主义话语霸权的入侵，不利于我国文化安全。少数民族文化在对外传播中更处于弱势地位，这导致外界对其产生诸多误读。如何进一步传播少数民族文化，关系到少数民族文化本身的传承、发展，关系到民族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更关系到我国文化安全的实现。为此，作者自觉站在文化安全的角度，展开对民族文化传播的研究，实际上正是要改变民族文化传播的弱势地位，确保其不仅能够得以顺利传承，还要确保其能够走出去。从这一点上看，将文化安全和文化自觉纳入到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也扩展了本土文化传播研究的新思路。

总之，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在近年来呼声甚高，这表明建构本土的传播学理论已经成为这一代学人的共识。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已经产生了诸多重要成果。该书作为推动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一部著作，以少数民族文化为关注点，以民族文化载体和符号为阐释对象，以追求建构民族文化传播学为目标，既显示了作者力图推进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努力，也为当前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路径。同时，该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性，将民族文化传播与文化自觉和文化安全相联系，在推动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同时，也推动了文化研究的发展，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科建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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