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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日本老师村下直子
原创阎克非
我在日本的第一个老师是日本人,女的,叫村下直子。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波出国潮,当年我们这些背着锅(得过去做饭)带了那么多牙膏,香皂,常用药。(到了日本才知道人家洗澡根本不用香皂)日本太干净了,去了基本也不感冒,带的药也没派上用场。
鉴真号客轮渐渐的离开黄浦码头,看不见了黄浦江,我在大海上,夜色里的海远没有想象的那么浪漫,看上去如死亡峡谷,让你翻江倒海。30多年前,我,其他同学也一样,上了鉴真号兜里基本没有什么钱了。48小时以后才能到神户港,别说神户是什么样,就是对日本人,也是停留在地道战,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的印象里。那个时代的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好像理解不了。
到了日本是要进语言学校的,学习日本语,你要是聪明,学一年可以考大学了,你要是不特殊随大流,就得在语言学校呆上2年。2年也挺好,语言学校课程不复杂,时间也不长,
一天就四个小时。但是你不能迟到,更不可以旷课。出勤率关系到你的签证。 我们学校就在大阪最繁华的区域梅田,距离丸大厦,中央邮局,阪急百货店,梅田地下商店街都不是很远。学校是座老式的3层楼,说是学校,没有操场也没有院子。红砖楼,当年有200多中国学生,他们来自中国的上海,北京,和几个省会城市。
学校的老师清一色的日本人,我平生到现在的老师都是中国人,头一次我的老师成了日本人。我们是初级班,26个同学,日语基本是零。
我们老师来了,她40左右岁,不是很年轻(我们当时年轻不到30岁)。她不是漂亮的那种女人,165左右的身高,不胖不瘦,一对看上去温存的眼睛,给你一种不厉害的感觉。 板书写的好漂亮,她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村下直子,又标注上了平假名(むらしたなおこ)。她一句中文不会,(也不全对,她会说“谢谢”),她得用日语来教我们日语了。
语言学校的初级班,大家连五十音图都不会,全班26个同学,上海人有10人,北京的5人,其余来自天津,西安,哈尔滨,河南还有呼和浩特。纯学生出身就俩,天津的跟呼和浩特的。比起我们他俩有些稚气。其余的有北京电视台的,有八一足球队踢球的,有上海法院系统的,一个比一个有个性。日语对这些人来说,意识里,日语是啥,他们说也就是中国的一个方言,尽管他们日语程度,还是鸭子听雷。去带这样一个班,村下直子她没有犯难,开始语音沟通困难,怎么办?吃,应该是世界上都懂的语音,吃还是每天向往跟离不开的事情,吃能建立沟通,做生意你得请客,找人办事你也得请客。村下不和我们做生意,也没有可找我们办的事。但是她开始领着我们吃饭,学校是上午九点上课到十一点,下午是一点到三点。中午有两个小时午休,学校太小,没有食堂,中午我们只好在学校周围吃饭。语音不通,周边不熟悉(那会儿没有大众点评,笑)想找能吃饱的(不用吃好,我们饭量大),花钱少的(大家都没有钱),确实好难。这下好了,村下老师领我们吃,第一餐领我们去吃自助餐,估计知道我们都是饿鬼,得先让我们吃撑一回,当然钱要各自拿的。这家自助餐藏在学校的后面,一条能对向骑自行车那么宽的小巷子里,记得饭店旁边是一家卖
杂志的,吃撑完以后,我们这些男的会一股脑挤进杂志店,说了别笑话我们,看的都是杂志上的大美女,直到女同学在外边喊:”你们能不能有点出息.”,我们才不好意思的走开,你想80年代的我们,国内当时哪有这样杂志,有,你也不敢看。
自助餐是烤牛肉,也有菜,去之前,村下老师在黑板上写了日语,“昼食は食べ放題に行きます”村下老师一边说一遍比划,费力好大劲,最后还是上海同学聪明,放题就是随便吃,当时好像中文里还没有自助餐这个词。随便吃是随便吃,你可不能祸害,遭尽(东北土磕浪费)。临出发前,村下老师再三强调不许剩。哇啊,好丰盛啊!几米长的餐盘里多数是红艳艳的让我们流口水的肉,什么肉已经没功夫考究,是肉就好,也有菜,但是我们这帮大陆来的饿鬼对蔬菜抵触,一个劲拿肉吃。店里的服务员是几个老太太,他们看我们的吃相,多少有几分恐惧,估计担心我们把他们工钱也一股脑的吃没了。老太太们都端着米饭,拿到我们跟前,几里挖拉,听不懂,能看出来,是让我们吃点米饭,我们谁也不搭理她们,一个劲的造(东北五常话吃的意思)。
村下老师早已经吃完,她微笑的表情看着我们,能感觉出来那微笑里一点鄙视也没有,感觉是母亲领着一帮饿坏了的孩子去吃大餐,那对温存的眼睛里有一股满足的暖流。村下老师当时年长我们十几岁,母亲给孩子最深的记忆莫过于给你饭吃。初来乍到异国他乡,饿坏了的我们,村下老师让我们吃撑着,她有点像在祖国日夜惦记我们的妈妈。妈妈这会儿没有能力给我们吃的,村下老师做到了。我们当年真想管她叫妈妈不叫老师。撑着了一回就可以了,这次,她领我们去梅田中央邮局附近一家拉面馆,我们好幸福,学校在繁华地带,又有能理解我们饿和穷的,领着我们去吃的村下老师。拉面350日元一碗,是猪骨面,我们男的能吃,外加一碗白米饭,买米饭一碗是100日元,卖给我们是50日元,不是因为我们漂亮,帅气,是村下老师跟店长说,他们是中国人,这帮孩子语音也不通,说我们“可哀そう”,意思挺可怜的,米饭就半价了。一天一天,我们跟村下老师混熟了,有一天,她说明天不出去吃了,大家从家带,我也带,我们就在教室吃。记得第二天村下老师带的是寿司。
寿司,我们来日本前国内没有也许大上海能有,反正哈尔滨没有。就是凉大米饭被海苔包裹,对了海苔好像也是头一次听说。我们从小不吃凉饭,对寿司压根有仇似的,内心不想吃,但是一想,村下老师待我们那么好,如同母亲,母亲给孩子拿吃的,不会是不好的,那天是我平生头一次吃寿司。后来我琢磨过来了,村下老师是在用尽心思让我们融入日本社会。通过吃的,我们喜欢上了不漂亮的村下老师,课堂上我们学了点日语开始半拉克几的和她开玩笑,说,老师你如果选择男人,咱们班你选择谁? 但是村下老师的目的,不仅仅是让我们吃好,她得让我们把日语学好,得让我们这些小顽固们喜欢上这门语言。村下老师开始叫我们唱日语歌,音乐没有国界,语言不通,跳跃的音符能让你知道啥是美丽的声音。记得我们学的第一首歌曲是 日本歌手井上阳水演唱的“少年时代”,我们这些听惯了革命歌曲,样板戏的中国人,头一次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听的歌曲,所以“少年时代”我到今天都会唱。接下来是学的谷村新司的“昂”,原由子的“少女时代”,长浏刚的“干杯”。我们开始喜欢上了日语,一年以后的日本国日本语能力考试,我们班大多数都过了日本语一级考试,这些都离不开村下老师。去年的夏天,我时隔数年又踏上的大阪的土地,我去了梅田附近,去神山町找我们学校。红砖楼还在,其余的什么都不在了,看管
空楼的老头告诉我,学校在20多年前就黄了。我知道,我怎么也找不到村下老师了,她如果健在该是70多岁了吧,她那么善良,豁达不会不在的,我想。祝您健康长寿,我凝望着这栋曾经有我们欢声笑语的空楼,祝福着村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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