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先生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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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在安徽大学读书，说实话，我不一定知道刘文典其人；即使不在安大读书，了解了他那些事迹，我一样会钦佩和喜欢这个人。

大凡特出之人必有特出之处，作为《庄子》研究专家、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刘文典便是个名副其实的“怪”人。关于他的趣闻逸事很多，要是后人编一本民国时期的《世说新语》，有几则故事肯定是不能不收的。

“教授怎能不教书？不教书就是失职！”刘文典曾这么说。而他给学生上课，不仅仅是死板地教“书”这么简单。宋廷琛在《议刘文典师二三事》中就记述过一次精彩的课：“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翰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无怪乎张中行赞其“看得深，谈得透”。他最精彩的一堂课还不是这个。

那是在西南联大，刘文典讲完一节内容之后，突然宣布提前下课，新课该在下周三晚上七点半继续，地点是在校园的草地上。于是，下周三，也就是阴历五月十五，皓月当空之下，学生围坐，刘文典他老人家就侃侃谈《月赋》。这该是一种何等样的意境？魏晋风流，也不过如是吧。

依我看来，这堂课堪称二十世纪最出色的一课。我辈后生，想象那情那景，也只能心驰神往，深恨生得太晚。

刘文典课怪人怪，不仅怪，而且狂。还是在西南联大，一天，日本人的飞机又例行公事空袭昆明，学生和老师都四处逃避。恰巧他看到沈从文也在其中，就怒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此说多为坊间传言，然亦可见刘氏之狂。对于这个“狂”，钱理群先生的解读是：“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下我就是做学问的；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些学者就是为某个学科而生的，如曾昭抡为化学而生，刘文典为《庄子》而生，林庚为唐诗而生，等等。”

而在现在的大学校园，这种狂人已经很少见了，这种气概也很少见了，大师，也久不闻其声了。为什么？刘文典曾说：“大学不是衙门。”也许，从刘文典最为人称颂的一则逸事中可以得到某些启发。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是年11月23日，安徽学界爆发学潮，时已大权在握的蒋介石甚为不满，传刘文典晋见，刘文典对此扬言：“我刘叔雅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蒋介石一介武夫，其奈我何！”见面之后，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继而与之拍案对骂，直呼蒋为“新军阀”，终被蒋介石关进监狱。后经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斡旋，方得出狱。而其“大学不是衙门”的名言，亦盛传一时。 相对于刘文典先生如此风概，我不禁想起近日广西师大六位校领导集体出动，极尽“盛情”地迎接教育部评估专家组的两位女秘书事件。对比之下，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斯人已逝。一个人的逝去固然是时序轮转的必然，然而若一种精神也同斯人逝去，消失不见，则只能说是后来者的无能。 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如今在高楼林立的大学，我们似乎只能通过前人的叙述，来欣赏大师的魅力、接受大师的熏陶，只能是一种无言的痛。痛者无言，唯有高呼：魂兮归来，叔雅吾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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