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和韩非子的寓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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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和《韩非子》的寓言比较



我国是世界上寓言产生较早，留下的作品也较多的国家之一，可以同印度、希腊媲美。远在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大量寓言已见于文字记载，在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如《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作者为了阐明自己的主张或进行辩论，创作或引用了许多优秀的寓言。

寓言是“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是带有劝喻或讽刺的故事，结构大多简短，主人公可以是人，可以是生物，也可以是无生物。主题多是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小喻大，寓较深的道理于简单的故事之中”。这不仅是《庄子》、《韩非子》寓言的相同点，也是世界各国寓言的总格式。

从形式上看，他们的寓言都是夹杂在散文中的，并非单独成篇。

《庄子》中的名篇《逍遥遊》，一起笔：“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乌，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韩非子》的大量寓言被集中在《说林》和《储说》里，称之为“说”而并没有直接用“寓言”二字来命名。可见他们两人的寓言均未独立成篇。

从内容上看，他们认为人们是否有学问，在于实际，不在于形式，都讽刺那些无真才实学，专门招摇撞骗、弄虚作假，最终自欺欺人的伪君子，同时强调用实践来检验的重要性。比如韩非子的《滥竽充数》，庄子的《鲁少儒》。 从思想上看，都由表及里地阐述了朴素的唯物辩证法，以寓言形式说明看待任何事物都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比如《庄子人间世》中的《不材之木》。这则寓言本意是说祸福是相因依的，引申为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要透过表面看到本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的《买椟还珠》讽刺了主次颠倒的卖珠者，也讽刺了只重形式，不问内容的买椟者。

抛开他们的相同之处，二者又具有其各自更有价值、更引人注目的独特风格。 庄子是哲学家，但他浸入了文学的领域，是一个具有“浪漫的态度，诗的情趣”的“诗人”。恩斯特、卡西尔说：“把哲学诗歌化，把诗歌哲学化———这就是一切浪漫主义思想家的最高目标。”庄子作为浪漫主义思想家，追求并实现了这一目标。他以诗人般的想象力，凭着莲花妙笔，赋予理念以形态、生命。其中对神人的描写最能突出表现这一特色。

《庄子》除在理念上的变形外，还在事物形态、事物功用、人物行为、人物心理等多方面进行变形，使作品呈现出怪诞感、奇诡感、变幻感。如庄子的妻子死了，庄子非但不哭，反而“箕踞鼓盆而歌，”这表明了庄子的生死观，他认为人的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就如同昼夜更替一样，不受人控制。


总之，《庄子》借助各种变形，不拘于历史，不拘于实物，让思绪随意翱游；追求心目中的理想境界，体现难以抑制的热情，他幻想了一个超离现实的“无何有之乡”，为追求这个崇高的绝妙境界，他对宇宙人生进行了艰深的探索，并讲了有名的鲲鹏故事，借它来比喻“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至人。读《庄子》知道庄子提出的理想带有虚无色彩，但他对现实的认识是清醒的，批判是尖刻的。

《韩非子》评议以准确、精练、生动、犀利为特色，为后世作家树立了榜样并提供了驾驭文字的经验。

首先，他反对复古倒退，坚持进化发展的历史观。韩非继承和发扬了荀子“法后王”的学说，批评了“法先王”的复古主义主张，这恰好与庄子是背道而驰的。他认为历史在不断发展进步，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也都在发展变化。《无人入涧》和《子产相郑》两则寓言，从正反两方面劝戒君王必须施行严刑峻法，以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其次，反对唯心主义，坚持唯物主义自然观。他不但继承了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且发展了老子关于“道”的观念。

第三，反对教条主义。“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可见墨守成规、思想僵化的人是非常愚蠢的。要想不劳而获更是行不通的。

第四，说理透彻，逻辑严密，他在辩论中不仅有立论、驳论，而且有问有答，灵活多样，变化自如。最为鲜明的代表作是《自相矛盾》，指明“夫不可陷之楯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韩非寓言反映面广，大至国家兴亡，小至个人生活，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一不成为其写作题材。

无论是《庄子》还是《韩非子》，它们对后世创作的影响非常大，是我国文学艺术宝库中的魂宝。尤其是《庄子》，他和屈原的作品一样，可以说是“衣被辞人，非一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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