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中悲剧女性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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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中悲剧女性的形象

鲁迅小说中悲剧女性的形象

导语：鲁迅笔下这两个主要女性的悲剧人生，固有其个人性格的原因，作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但作品挖掘的最终造成她们的悲剧的根源是压迫人、毒害人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以下是文学网小编整理的鲁迅小说中悲剧女性的形象，欢迎大家阅读浏览!

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大致有三种类型：农民、妇女和知识分子。其中，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必须恪守封建礼教及其道德标准，因而所受的苦难最深重。在小说《明天》、《祝福》中，鲁迅先生成功塑造了单四嫂子、祥林嫂两个典型的女性形象，并通过她们的不幸遭遇，深刻地揭示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和封建礼教对劳动妇女的精神摧残，揭露了旧中国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社会根源。

一 天生苦命，饱受摧残 1.单四嫂子的形象。

单四嫂子生前守了寡，为了生存，只能靠自己的一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自己和他三岁的儿子，在深更半夜就开始张罗明天的生活。艰难与困苦并未让在饿死边缘挣扎的单四嫂子对生活失去信心，皆因自己三岁的儿子——宝儿。丈夫死后，所有的寄托和希望，都押在了宝儿身上。然而，厄运却向她袭来。宝儿生病，求签、许愿、吃单方，但宝儿最终还是死了。单四嫂子失去了希望，她没有了明天，面对的是无尽的空虚与压抑。她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梦里，希望在梦里与宝儿见面，她只能呆呆地“等候明天” ，但明天又会怎样?“作者虽然没有明说，实际上却通过种种迹象，把一个残酷的世界，摆在了读者面前。” 2.苦命的祥林嫂。

在丽春之日，祥林嫂的丈夫夭折。严厉的婆婆决定把她象商品一样卖掉。 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祥林嫂逃到鲁家做工。然而不久，她的婆婆把她劫回，强嫁给山里人贺老六，并有了儿子。可贺老六不久“断送在伤寒上”、孩子也“给狼衔去了”。儿子死了，“大伯来收屋，又赶她，她真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老主人”。 她再次来到鲁家，四婶四叔柳妈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沦为乞丐后，她的遭遇更是凄惨，常常连饭也要不到。在万家欢乐、全家团圆的时候，凄然死去。 二 封建礼教，毒害妇女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统治阶级不断宣扬“以贞励天下”的伦理道德观，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于是对于不节烈的妇女，不但给其加上“害了国家”的罪名，还造出许多无端的故事来加以恫吓。长期以来这种封建节烈观宛如一把杀戳妇女的利刀戕害着许许多多善良的女性，单四嫂子和祥林嫂就是这把利刀下的羔羊。

祥林嫂和单四嫂子一样，都是死去丈夫的寡妇，她们有着相同的命运：首先是在“夫为妻纲”的封建礼教下，她们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和“在家从夫，夫死从子”。其次是她们都是靠自己劳动生活的寡妇。祥林嫂在鲁四爷家当女佣，出卖自己劳动力，养活自己;单四嫂子是靠纺纱糊口。第三是她们在社会上没有地位，都是被人欺负的奴隶。祥林嫂被婆婆抓回卖给贺老六，她成了换成八十千吊钱的物品，蓝皮阿五借故帮单四嫂子抱宝儿，只是为了占点便宜。第四是她们都遇上悲惨的恶运。丈夫早逝，只有寄情于儿子，而儿子又夭折，鬼神把她们推向更悲惨的境地。 但是，她们又有着自己不同的遭遇。

在《明天》中，通过凸现出神祗、庸医、无赖、蓝皮、邻居以及众帮人，构成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封建礼教的桎梏，尤其是在那塞满诱惑、欺骗、暴力的混浊险恶的环境中，单四嫂子不是死在悬梁自戕的绳索上而是淹死在这个封建礼教的桎梏下。

《祝福》中的祥林嫂，首先是族权和夫权统治下的牺牲品。从她嫁之日起，就被“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注定了悲剧的命运。丈夫死后，她想摆脱夫家的'束缚，只身逃到鲁家做工。然而祥林嫂自食其力的理想，在族权统治下只不过是一个梦。她被当作一件物品卖给山里的贺老六。第二个丈夫贺老六死后，“大伯来收屋，又赶她”，族权逼得她走投无路，现实使她无法活下去。

其次，祥林嫂是神权摧残下的殉葬品。千百年来，阎罗王、土地庙组成鬼神系统，支配着中国人的精神，左右着中国人的灵魂。为了避免因“失节”而到阴间被“锯开”，祥林嫂相信所谓“神”的力量。她将辛苦积存的十二千大钱到镇西头的土地庙捐了门槛，以求“赎了这一世”的罪名，以求得精神上的自我解脱和自我安慰。但她仍然是一个不洁之人。鲁四爷歧视她，不准她参加祭祀活动，怕败坏风俗。四婶的一声“你放着罢”，使她的精神彻底的崩溃。

鲁迅正是通过单四嫂子和祥林嫂的形象，谴责了封建宗法制度对劳动妇女的吞噬、绞杀，形象地告诉人们，要想改变中国劳动妇女的命运，只能依靠集体的力量，积极彻底地推毁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推翻“节”和“烈”这两座压在妇女头上的大山，受迫害的妇女才能真正解放出来。 三 反抗无果，难逃厄运

面对封建礼教的种种迫害， 鲁迅笔下的女性形象又是怎样做出了不同形式的反抗呢?

我们再来回顾单四嫂子在丧夫失子之后仍然呆呆地“等待明天”，不难看出，面对封建礼教的迫害，她总是逆来顺受、愚昧麻木，毫无反抗意识。

对于单四嫂子的逆来顺受，祥林嫂进行了盲目的反抗，结果却是惨重的。为了逃避婆家的难堪虐待，她到地主家帮工;为了反抗婆家的捆绑再嫁，她进行了出格的挣扎;为了摆脱灵魂上的迷信枷锁，她倾其所有到土地庙去捐门槛;临死前大胆的怀疑灵魂的有无。这些反抗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色彩。她被卖改嫁时的出格反抗是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是受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好女不嫁二男”等封建伦理思想的毒害;她之所以倾其所有到土地庙里捐门槛，临死怀疑鬼神有无，是她听了柳妈的迷信话语，怕死后被据成两半分给两个男人。因此，她的反抗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抗争，她的抗争是为了做稳奴隶的抗争，她的抗争带有明显的封建迷信色彩。

鲁迅笔下这两个主要女性的悲剧人生，固有其个人性格的原因，作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但作品挖掘的最终造成她们的悲剧的根源是压迫人、毒害人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鲁迅剖析的是国民的灵魂，目的就是要改变人们的精神，挽救国民的灵魂;同时，也预示了社会制度必须要革命，国民的思想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这就是鲁迅深刻的思想，他的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我们今天重读鲁迅的小说，继续研究其思想内涵，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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