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艺文志补 陈尚君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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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艺文志补 陈尚君书评

陈尚君著.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



523两《唐书》的优劣，学者议论颇多，难衷一是，但就两书的《经籍》、《艺文志》来说，评判很少有分歧：《旧唐书·经籍志》的价值仅在于保存了反映开元时期藏书状况的《古今书录》的面貌，只有《新唐书·艺文志》(简称《新志》)能反映唐一代著作的总貌。《新志》编修时去唐未远，又无充分的公私书目可供参考，所幸欧阳修、宋敏求等人既娴熟于文献，复经不懈搜求，方得以成编。《新志》共著录图书5242部，唐以前人所著为2918部，唐人所著为2324部(以上均为笔者实数所得，唐前或唐人所著容有细小出入)，虽尚不足反映唐人著作的全部，但已规模大备。清人热衷补作史志，但却无人为《新志》作补，迦其原因，大约总因所涉过于繁博，很难奏功。笔者多年前即有志作《新志》增补的工作，先期所得撰为《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中国诗学》第二辑)、《(新唐书-艺文志)补——集部别集类》(《唐研究》第一卷)二文，全编则寅缘未就。去岁初得知张固也《新唐书艺文志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简称张《补》)出版，即邮购一册，检读之下，深佩作者搜求之勤，考订之细，有相知恨晚之感。称此书为近世以来唐代文献研究难得的佳构，当非过誉。从此书前后序跋看，作者为淳安人，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专业历史文献学。此书为其学位论文，始创于1992年春，初稿历九月写定，复经增补，于1995年付梓。全书收录唐人著述凡1638·523

部，相当于《新志》所收唐人著述的70．5％，确实是一次规模宏大的增补。《新志》加上张《补》，今知唐人著述已有3962部了。张《补》的最大优点，是在搜辑裒聚唐人著作方面，花了极大的气力。其所取资的主要来源，当然是唐宋书志，包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崇文总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中兴馆阁书目》等公藏书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等私藏书目，以及《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等史志书目，重要的可说都用到了。同时，还曾充分利用了存世的史传稗乘、类书地志、诗文总集别集，旁及石刻碑志、敦煌遗书，问及释道二藏。一些不见著录的图书，能从类书征引、碑志称述等途径勾稽出来。可以说，张氏的勾稽工作已达到了十分充分、近乎竭泽而渔的程度。其次，张《补》于搜辑所得的著作名，多能备辑文献，探究其著述始末、内容大概及存逸状况。试举类书类中的一例，据《郡斋读书志》补录虞世南《兔园策》十卷，引晁公武所述是书的大旨，又引宋人笔记中讥冯道之语，述世贱此书的原因，又记《绍兴目》有此书而无撰人名氏，又引王国维语，谓此或为杜嗣先书之传误，又引《日本目》著录，疑王说恐未当。同时，又据宋人书志补杜嗣先《兔园册府》三十卷，引录王应麟的考说，并指出敦煌所出有此书残帙。这些记载，对读者了解该书，循此作进一步的研究，都很有价值。张《补》备录众说，深究原委，大多周详而不繁，简隽而得要，深得著述之旨。作为《新志》的补编，张氏于所得书目的分类，仍一依《新志》的旧规，改动仅见于以下三端：一、谶纬、伪史、墨家、楚辞四类，因无可补之书而不列目；二、佛教、道教类著作，《新志》附于道家类，不甚允当，张氏以为“二氏作者弥众”，且“经录多有，二藏俱在”(引文均见《例言》)，故一概不取，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三、文524

史类，《新志》附于总集类之后，别作一目，未单独分类，张氏以为宋初书目已分此类，唐人此类书较多，《新志》因步武《旧志》部类而未分列，故另列为一类，与总集分开。实际变化仅限于增设文史一类，所述也足备一说。在具体到各书归类时，张氏也尽量追仿《新志》的遗意，谨慎处置。试举二例。经部小学类中补录虞世南《笔髓法》、孙过庭《书谱》、窦息《述书赋》，子部名家类中补录陆羽《南北人物志》、孙邰《四明郡才名志》，初看总似很突兀，因后世书目，前者多入子部艺术类，后者多入史部传记类。但细检《新志》，凡书法之著皆入小学，地方名贤志或入名家，张氏于此步武旧规，不失分寸。张氏勤搜博取，广采遗


逸，使今知唐人著述总数达到近4000种，并为今人进一步了解这些《新志》未录著作的内容，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线索。笔者前曾检旧钞晏殊《类要》残卷，见其中屡引《百叶书钞》，唐宋书志皆未见此书名，颇增疑惑。后检张书，其从元稹为其兄、姊所撰墓志中，言其父元宽尝丛集群言，成《百叶书钞》一书。晏殊所引，正为此书。张《补》的价值，于此亦可见一斑。作为一部筚路蓝缕的著述，所涉面又极其广泛，张《补》确已达到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其劳作应予充分肯定。但如作深一步的苛求，以求全责备的要求来评议此书，似可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一、所补尚有未尽者。前举拙补唐人别集，凡406家，446种，张《补》仅得249种，且其中有44种为拙辑所未及，虽说拙补未必皆允当，但其间可增补之数尚多，当无疑问。张《补》所录李羲叟、毛涛、朱阅、张绍宗、任佶、贾爽、张复诸集，足补拙辑之未备。其所多出之部分，或有可酌处，如沈师黄、陈好古2种家集，似应入总集，陆龟蒙《吴兴实录》，应人地理，陆长源《笔语》、吴蜕《文场应用》，恐应人文史，《莫宣卿诗集》系据伪文，善导集为近人所编，王

叡《联珠集》恐系传误，王勃、王绩、李白、卢异之各集，为别集之残本、节本或别本，亦不应另补。仅以李姓之集来说，张《补》未收而拙辑有者即有李大师、李山人、李少通、李公武、李河间、李叔卿、李春卿、李成用、李逢吉、李张、李翔、李景略、李翥、李潘、李澄之、李璎、李巩、李范、李霞光、李锴等20种，其余可推知大概。二、偶有与《新志》重出者。如《新志》有《王勃集》三十卷，张氏复补《王子安文》一卷，未当。此卷今存日本奈良正仓院，录三十篇序，应为《王勃集》之一部分。又据《日本目》补《卢异之集》一卷，可断定为《卢照邻集》的别本。又录李白《歌行集》三卷，也与上述情况相似(另收李白《度北门集》，则恐句读有误)。《文馆词林》已收《新志》，又补《文馆词林弹事》四卷，也可不必。三、单文未可径收作专著。以一文为一卷，唐时颇有此例，《新志》亦间收及(如皇甫松《大隐赋》、陈鸿《开元异平源》、佚名《补江总白猿传》等)，但并不太多。后世多析取唐人文集及小说，单行别列，以矜秘博，作为补志，尤应审慎。但从张《补》所收来看，仍复不少，就我所见，如元行冲《释疑论》、崔皑《六官适时论》、李商隐《李长吉小传》、蔡京《王贵妃传》、郑延昌《郑畋行状》、张球《南阳张延绶别传》、顾况《转运纪功颂》、司马承祯《素琴传》、张茂枢《响泉记》、李德裕《平泉山居草木记》、陆龟蒙《耒耜经》、《渔具咏》、陈廷章《水轮赋》、悟真《百岁书》、《十二时》、颜真卿《石柱记碑》、王敫《茶酒论》等，皆仅为单篇文章而非专著，无论是否在宋以后曾见著录或曾作一书而收入丛书，皆可不必作专著而另补。四、各书考订有可增补正误者。作者姓名可订者，《正名要录》作者郎知本应作郎知年，《干禄宝典》作者康元环应作康元壤，别集作者中，崔元亮应作崔玄亮，杨极应作杨拯，崔署应作崔曙。作者生平可补者较多，且非全书所侧重，不多议。仅补二例。释灵实《帝王年代历》，张氏云“不知何时人”，日本奈良正仓院有其残526 集，为开元初越州僧人。又《兔园册府》作者杜嗣先，其墓志拓本近年被发现于台湾某古玩店，已发表于《台大中文学报》第七期。又各书存逸，亦间有可补，所知如《悉昙字记》，今收入《大正藏》；杜正伦《文笔要决》，日本存唐钞本；《三舍人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钞《唐人诗集八种》中有此集。涉及书中内容者，如于《徐安贞集》下，考徐侍郎《宝林寺诗》已佚，似未知此徐侍郎为徐浩，其《宝林寺诗》今有帖本存世，诗亦收入《全唐诗》，与徐安贞无涉。《张鼎诗》一卷下，云“此张鼎无诗传世。玄宗时有司勋员外郎张鼎，存诗三首”。其实，玄宗时张鼎名下诗，至少有二首为唐末张鼎作(详《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拙撰部分)。又《勤读书钞示颓》，作无名氏撰，似未悉岑仲勉已考此书为颜真卿钞示其子颜颓而作。重收者，如地理类下收僧应物《九华山记》二卷、《九华山旧录》一卷，总集类下又收同人《九华山录》一卷。误读而收者，如总集类下收许敬宗《文馆词林千金轮万岁集》五十一卷，录自《日本目》，其实书名应读作《文馆词林》千、《金轮万岁集》，“千”为前书的卷数，后者为武后集名。此外，本书曾大量引用错误丛出的《宋史·艺文志》，部分作了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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