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李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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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李银河”

作者：阿忆

来源：《视野》2011年第20期

这里说“最早的”，不是在说“李银河早年的时候”。我要说的是张竞生博士，20世纪最活跃的革命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他和李银河有许多共同点，都是留洋博士，只不过前者留法，后者留美；他俩都曾供职北大，前者在哲学系，后者在社会学所；最重要的是，两人都以科学态度研究性学，都为我由衷敬佩。我所感慨的是，两个人的学术命运，却是南辕北辙，天壤之别，只因为张竞生生活在“当年”，是“当年的李银河”或“最早的李银河”。

张竞生留法归来，做潮州金山中学校长，倡导男女同校，遭体面家长激烈抨击。他恳请广东督军陈炯明推行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只生两个孩子，超生罚款，被陈炯明暗地耻笑。他在广东报纸上写文章，呼吁避孕节育，被冠以“卖春博士”的恶名。这是张竞生第一次碰壁。 在广东混不下去，张竞生接受蔡元培校长聘请，做北大哲学教授，开拓性地举办性心理学讲座，这让他碰了第二次壁。

1923年4月，在当年的中国人看来，张竞生大发了一次神经。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爱情定则与陈淑君女士的研究》，引发了情爱大讨论。北大生物系有一位名师，叫谭熙鸿，妻子是汪精卫的小姨子，得猩红热病逝，其妹陈淑君北上避乱，在北大中文系旁听，寄居亡姐家，很快跟姐夫结了婚，陈淑君的男友在《晨报》上控诉谭熙鸿夺爱，陈淑君不示弱，也在《晨报》上宣称，与谭熙鸿结婚“纯属个人自由，双方志愿”。张竞生刊发弘论，为陈淑君辩护，同时系统阐述现代婚恋观。今天回望，张竞生的“爱情四定则”，简直是天经地义，无新奇可言，可在当年，却是惊世骇俗，招致激烈反对。

北京也不好混，但张竞生没有止步，他为北大中文系创建了“风俗调查会”，以文字记录和实物调查法，整理研究风俗，这让张竞生碰了第三次壁，碰得相当狼狈。张竞生拟定调查表时，列了30多项，“性史”是其中一项，被调查会否决，张竞生不甘心，直接上《京报》副刊征集性史，收稿300多篇。他挑选了七篇，分做编者按，结成《性史》第一集，1926年4月发行面市，立遭口诛笔伐。这一次，参与围剿的，不只是庸人，大批文化名流成了急先锋。潘光旦教授翻译过《性心理学》，却对张竞生冷嘲热讽。周建人因为《性道德之科学标准》，遭到过激烈抨击，现在却成了伐挞者，大力批判张竞生。林语堂博士说，《性史》是一本“很颓废的书”。梁实秋博士更猛烈，他发表《张竞生丑态毕露》和《性学博士》，呼吁禁止张竞生出书，查禁他的《新文化》月刊。老同学宋子文博士，怒斥他倡导“乱爱”。最终，南开校长张伯苓以“诲淫”之由，力促天津公安局查禁《性史》，被北京效法。张竞生狼狈至极，被迫停印《性史》第二集，被北大辞了，转道上海继续碰壁。他想去杭州西湖休养，浙江教育厅长蒋梦麟博士敦请浙江公安局，以“性宣传罪”，把他抓进待质所，最后驱逐出省。从此，张竞生被挖苦为“性学博士”，终以淫虫小丑形象被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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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有传闻，说鲁迅曾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仿佛是张竞生的知音。其实，遍查《鲁迅全集》，决无此话，完全是杜撰。相反，鲁迅因为张竞生开书店雇佣女店员，曾有微词。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关于张竞生的3条注释，全是“宣传色情文化”，只是到了李银河时代，新版《鲁迅全集》才改成“宣传性文化”。不过，这已无济于事，说起李银河，国人语之勇敢，怀之敬佩，提起张竞生，仍是奚落、揶揄、鄙视。 （苗玲摘自《翻阅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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