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诗歌朗诵运动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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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诗歌朗诵运动钩沉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以及中国人民团结的伟大力量，是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历史转折点。正是在抗战的特殊历史时期，诗歌朗诵运动达到了最高潮，延安、武汉、重庆、广州、桂林、昆明等地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诗歌朗诵运动。诗歌朗诵因其所具有的通俗性、音乐性、表演性等特点，在宣传抗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诗歌朗诵还是大众化诗学实践的组成部分，使大众在聆听朗诵的同时走近诗歌。因此，抗战时期的诗歌朗诵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及诗学意义，值得对其发展脉络进行描述，为当下的诗歌朗诵活动提供参考。 一、解放区的诗歌朗诵运动 （一）延安的诗歌朗诵运动

延安的诗歌朗诵运动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边区“文协”所组织的，“其参与者除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外，还主动面向工农兵”①。同时，延安的朗诵诗运动具有较强的政治性特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延安的诗歌朗诵實验为“十七年”诗歌提供了某种范式。 “文协”所领导的“战歌社”与诗歌朗诵运动有密切关系。这个社团的负责人是柯仲平，成立时间大概在1937年12月底。“战歌社”成立后，举办了许多诗歌朗诵会，截止到1938年2月，“战歌社”的公开朗诵数量已经到达20次以上②。这在胡征的回忆中能得到印证： 战歌社在延安颇有影响，活动预繁，差不多每星期都有集会、我们每次也基本都去、参加诗社召集的创作与朗诵会。一九三八年夏，田间同志随丁玲同志带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前方回延安，也到战歌社来过。那次，战歌社正在开展活动，丁玲和田间同志来看望大家。当时，主持会议的柯老，立即给我们作了介绍。柯老说着说着，情绪非常高涨，顺嘴朗诵起他的《边区自卫军》来。丁玲同志笑着忙说：老柯，老柯，你先不忙着念（朗诵），一念（朗诵）就说不成话了。③

这足以见出柯仲平对诗歌朗诵的热情，也说明“战歌社”组织的诗歌朗诵活动很有影响力。在理论方面，“战歌社”也有建树。1938年1月25日的《新中华报》刊登了林山、雪韦、沙可夫、柯仲平等人对诗歌朗诵的见解，他们基本上都考虑到诗歌朗诵对大众的影响：“富于朗诵性的诗歌当具以下三个条件：一，内容是真实的，最能感动大众，有高度教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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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的;二，使用的言语是大众化的——一面容易使大众接受，一面却又能提高大众文化的言语;三，有富于律动的组织。”（柯仲平）④这说明延安诗歌朗诵运动基本上是遵循了“大众化”诗学规范。

然而，“战歌社”所组织的诗歌朗诵会并不总是成功的。比如1938年1月26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办的“诗歌，民谣演唱晚会”，黄一修一开始认为它是“中国大陆创举”，实际上却收到了群众冷淡的反应：“这次的晚会，我们发出的票共三百张，开始到会参加的有二百余人，但到略散会时，只剩下一百余人，一般地说，这晚会是失败了。”⑤沙可夫、柯仲平、骆方事后对该晚会的教训进行了反思，都认为这次晚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朗诵的诗歌还不够“大众化”，群众对诗歌的接受能力还需要提高。另外，准备不充分、节目安排不合理、天气太冷也都是导致晚会失败的因素。

“诗歌，民谣演唱晚会”虽然没有取得诗人们意想的成功，但毛泽东却对晚会给予了极大支持：他从晚会开始一直坐到散会才离开。并且不仅是这次晚会，毛泽东基本上每次参与诗歌朗诵会，都认真听到最后，到散场时才离去。在1938年5月举行的边区工会代表大会上，柯仲平朗诵了《边区自卫军》，由于事先做了充足的准备，他的朗诵取得了成功，不仅“台下几百位朴素的工人们在狂欢地鼓着掌”，毛泽东也像“小孩子一样”地热烈鼓掌。大会结束后，毛泽东还写信给柯仲平，表示《边区自卫军》“很好很好”，希望他“赶快付印”⑥。毛泽东对诗歌朗诵的支持，在周而复的回忆中也得到了印证：

我去参加清凉山上《解放日报》印刷厂文艺小组的活动，有几个小组成员告诉我一次诗歌朗诵会的盛况：那天晚上七点开始，许多爱好诗歌的工人来了，毛泽东同志来了，少数中央负责同志也来了。大家表演节目，最后一个是柯仲平同志朗诵他的长诗《边区自卫军》。因为满天星斗，夜已深了，他加快朗诵了一部分，停了下来，问：“毛主席，时间太晚了，不要朗诵了吧？”毛泽东同志回过头去，看看会场上听众仍然是挤得满满的，便问：“你的诗还有多少？”柯仲平同志举起手里的稿纸，答道：“还有一大半哩，朗诵完了就太晚了。”毛泽东同志兴致勃勃地要他朗诵完。听完朗诵已是下半夜了，毛泽东同志走到台边，亲切地握着柯仲平同志的手，称赞他的长诗歌诵了农民，称赞他在长诗里运用了民歌体，称赞他对诗歌大众化的方向所做的努力，还把他的诗稿带回去看。几天以后，毛泽东同志把诗稿送了回来，个别地方还做了修改，要他赶快发表这首诗。不久，《解放周刊》便发表了《边区自卫军》。《解放》是中共中央机关杂志，很少发表文艺作品的，更没有发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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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叙事诗。诗一发表，便轰动了延安文艺界。⑦

1950年代，毛泽东曾为中国新诗指出一条“古典”加“民歌”的道路，这种观念的形成或许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的新诗朗诵会。毛泽东的支持，促进了诗歌朗诵运动在延安的开展。除了“战地社”的诗歌朗诵活动，“山脉社”也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要“在群众大会上，利用会前或休息时间，进行诗歌朗诵”。当时延安举办的文艺晚会很多，“山脉社”经常在晚会上表演诗歌朗诵，实践了自己的社团纲领。

延安诗歌朗诵的地点不局限于礼堂、广场等集会空间，诗歌工作者还走上街头进行朗诵。比如黄一修就提到1938年2月12日（反侵略宣传周的文化日），诗歌工作者们就打算走上街头，朗诵“最通俗，最有力量，最明朗”的短诗⑧，以达到宣传抗战的目的。街头的诗歌朗诵逐渐衍生出新的诗歌体式——“街头诗”，田间、柯仲平、艾青等著名诗人都写过街头诗。1938年8月7日，陕甘宁边区文协战歌社（柯仲平、林山等）、西北战地服务团战地社（田间、邵子南等）联合发表《街头诗运动宣言》⑨，这一天也被定为“街头诗运动日”。从田间的回忆来看，这一天延安出现了创作与朗诵诗歌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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