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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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 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经济地理学始终将经济活动的空间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范畴，并以此将其同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特别是人文地理学中的其他学科如文化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等加以区分。但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研究的深化，一些经济地理学家和文化地理学家开始思考，经济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是纯粹经济的？社会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什么作用？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辨证法？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引出了西方经济地理学远较制度转向意义更为宽广和深远的有关“文化转向”的讨论。那些倡导“文化转向”的经济地理学家认为，经济生活不仅是经济的，更是社会和文化的，经济过程也是一个社会文化过程，“与其削弱经济，还比如通过将其置于其获得意义和方向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关系中而将其情景化”[21]因此经济地理学实质上是文化的经济地理学(economic geographise of culture)。

促成西方经济地理学“文化转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Crang认为[22]，实践上讲，过去十多年对解释资本主义新时期和新空间中经济转型的复杂地理所出现的困难，促使经济地理学家寻求新的研究领域和知识资源，而这些资源可以从人文地理学中已形成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生态文献中获得；政治上讲，左翼政治经济地理学家所鼓吹的激进政治文化，无情的经历了从阶级斗争的解放政治向政治、文化、环境认识的代议政治的剧烈转变。同时，经济地理学自身创新的压力和整个西方人文科学对“文化研究”的重视，进一步促成了经济地理学向文化的转向。Sayer则认为[23]，经济地理研究中文化转向与对经济研究兴趣的下降是相联系的。特别地，新一代经济地理学者转向文化研究，揭示着他们对先前的政治经济学主导的学术等级制度的挑战。更进一步来讲，文化转向反映了政治文化的变化，即从经济问题和劳工主义及传统的保守主义为主体的“分配政治”(politics of distribution)，转向就同一性和关联性来说更具文化特征的新的“认知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而分配政治的下降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文化转向，既可能是左派所主张的替代经济议程失败(the Left's alternative economic agenda)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变化研究前景的新希望。Thrift认为[24]，由于新古典经济模型的逻辑连贯性受到质疑，经济本身正作为话语(discursive)现象而建构，这就是经济作为一个法律支持下的商业体系，它与规则管制下的对这一体系的一般描写模式紧密相关，也与相应的专业经济知识和道德态度的构成紧密联结。因此，经济本身正被看为一种修辞形式。现在很多著名的经济模型强调其社会和文化的性质，特别是有许多研究强调经济对社会和文化的根植性以及这种根植性的经济优点。世界商务也已开始关注文化问题，“新经济”的关键就是知识和学习，重视革新、创造、技能培养（特别是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劳动关系等。这些新的理论思潮的出现和进一步发展，使经济学研究发生某些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最为突出的变化是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受到严峻挑战，而对信息经济学、准理性和多种理念、成本下降和内生增长的研究则迅速兴起。因此，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地理学，其理论中出现文化转向也是很自然的。

事实上，上述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本身就是这种更为广泛的“文化转向”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并为这种转向奠定了理论和经验研究基础。与“制度转向”一样，经济地理学文化转向的理论视角是多元的，并不存在单一的文化转向，也不存在单一的“新”文化地理学派。仅就对文化的认识来看，有的学者把文化理解为人类的“种属”特性(a generic facet)，它建构了人类使世界有意义的能力，因而比较关注与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有关的问题，如身份、意义、象征等文化实践过程；而有的学者把文化看作是以意义和价值体系对社会群体进行标示和建构的东西，因而比较强调多元文化同经济行为和管制之间的关系。Crang指出[22]，经济地理学在对待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上，大致有5种观点：①继续将经济和文化看作是相对立的可以明确区分的单元。这种观点是传统政治经济分析的捍卫者和重申者，它关心物质现实而非意境地图，关心成本而非文化，关心社会行动而非文本，关心世界而非词汇。因此，这种经


济地理学正是“文化转向”所批判的对象。②经济被输入到文化中，将已有的经济分析形式运用于文化生活。这种观点是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运用于文化研究，它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3种视角：文化的经济决定论、文化的经济运行论（即文化的工具化）和文化的经济殖民论。③将经济理解为情景化于或根植于文化中。这种观点是经济地理学文化转向的主流，它同制度转向一样，将经济社会学特别是Granovetter的“根植性”(embeddedness)[25]概念移植到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发展研究中，认为经济活动发生在并根植于特定制度文化建构的情景中，特别是一个地方化的制度文化情景中。一些经济社会学家则进一步将“根植性”加以拓展，将其细分为文化的、结构的、政治的和认知的等类型[26,27]。④将经济看作是通过符号、标记和话语等文化媒体来表达的。这种观点在经济地理学文化转向中也非常富有影响，它认为个人、企业、区域、民族国家等经济空间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建构，通过文化建构的自我反思性，文化就部分创造了它所表达的经济现实。著名经济地理学家Bsrnes曾指出[28]，理论可以部分创造它寻求解释的现实。Peet指出[29]，经济生活可以塑造经济的文化表达同时又被这种表达所塑造。⑤文化被看作是物化于经济中。这种观点把经济看作是在性质上是文化的“物质”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现象，它关注于经济与文化的日益一体化，认为经济和文化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经济和文化不再是一方作为系统、另一方作为环境而运行，如信息经济的话语反思性、文化工业的美学反思性、信息与美学在各种服务经济中的综合、作为日常生活美学化的旅游消费的增长等，都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活动物质化的生动说明。

经济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经济化”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的显著特征。对经济地理学而言，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助于文化转向的学术研究，许多文化实践是按经济逻辑运行的，对文化实践的分析可以应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另一方面，经济也实际地运行在文化的地域上，既存在着经济对文化殖民和文化的工具化利用，反过来也存在着经济对文化的根植和依赖[30]。然而，由于对经济与文化关系理解的多样性和文化概念本身的歧义性，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呈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它涵盖了后马克思主义、制度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丰富多彩的思想流派。这些不同思想流派的哲学基础和分析的视角虽然有很大差别，但它们在分析和理解资本主义差别化的空间、地方和生产、流通、消费以及从中榨取剩余并实施管制的实践中，均高度关注经济过程中的文化性质和经济与文化的内在双向交互关系，并努力建构各种文化因素和文化实践内在于经济过程的方式和其地理后果，从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时空复杂性做出了更为深入细致并接近实际的解剖。

“文化转向”对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而深远的。Thrift和Olds提出[31]，通过对经济地理学中“经济”的重新界定，我们要为“新型”的经济地理学腾出空间，以补充甚至替代“旧式”的经济地理学。Thrift甚至认为[24]，文化转向在某种意义上挽救了经济地理学，把它从垂死的、令人厌烦的处境中拯救出来。Barnes则从经济地理学理论化的模式出发，提出“文化转向”是经济地理学从计量革命时期的“认识论理论化”向当前“解释学理论化”的重大转型[32]。Yeung等则将“文化转向”看作是“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ies)诞生的源泉和标志[33]。显然，“文化转向”是西方经济地理学自计量革命和激进革命以来的又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它极大地拓展了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和理论视野，将传统经济地理学所忽视或认为属于其他分支学科的制度、文化等因素融入到资本主义经济新时空的研究中，并在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广泛借鉴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关“后现代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最新成果，使经济地理学不在局限于激进政治经济研究而将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纳入自己的分析体系，从而有力促进了经济地理学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复兴和与主流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对话，使西方经济地理学出现了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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