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德奥传播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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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德奥传播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一)

论文关键词：德奥传播理论；文化圈；陶云逵

论文摘要：德奥传播理论是西方人类学界早期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在20世纪上半期曾风行一时。战后，随着其它人类学学派的兴起，传播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式微。该理论在20世纪初传入我国，其主要传播途径为：著名学者来华宣传讲学，西方在华教会学校的倡导，以及我国早期赴德留学学者的推动等。受一些因素的影响，德奥传播理论在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发展有限，最终未能扎稳根基，广泛传播。但是它对我国人类学界，尤其是考古学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德奥传播理论是西方人类学界早期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该理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于德国，随后在奥地利、英国等国家传播开来，形成了—个反对进化论学派的强大阵营。

一、德奥传播理论的产生及发展

传播理论的学术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语言学。传统的语言学理论假定印欧语族所有语言之间存在着历史的联系。1787年，英国的东方学者、律师、印度法官威廉·琼斯最早发现了梵语、希腊语与拉丁语间存在很多相似处。之后，普鲁士的外交官威廉·冯·洪保通过研究巴斯克语，也证实了语言与文化间确实存在着—定的关系。与此同时，雅各布·格林创立了语音转换法，将德语和其它的印欧语区分开。弗朗斯·波普还对印欧语语法作了比较研究。“所有这些学者都接触到了后来吸纳到人类学中的传播思想”。后来的德奥人类学家们聚焦于“民间观念”为传播论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早期学者提出传播理论的直接动因是人类学界关于文化共性的论争。以摩尔根和泰勒为代表的社会进化论派把生物进化的观点应用于社会进化之中。传播理论是反对社会进化论的产物。首先提出文化传播问题的是德国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他所倡导的“传播主义”成为“传播学派”的理论之源。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弗里兹·格雷布内尔、莱奥·弗洛贝纽斯、威廉·斯密特等。这些以德国为主，包括奥地利等国的学者组成了人类学界早期的“德奥传播学派”。传播理论的另一分支形成于20世纪初的英国，代表人物有威廉·里弗斯、艾利奥特·斯密司、威廉·詹姆斯·培利等。

传播理论两大分支在主要观点上大致相同。如，都反对进化论，将人类文化或社会中的变化主要归因于物质文化和习得行为从一个起源社会传播到其它社会。但它们在具体认识上仍有明显的区别。德奥传播学派的先驱拉策尔认为，文化要素是伴随民族迁徙而分散的，所以他相信这些被分割了的要素，相互之间必定保持着历史上的联系。拉策尔等人还认为传播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文化采借多于发明，不同文化间的相同性是许多文化圈(区域)相交的结果，由此，文化彼此相同的方面愈多，发生过历史关联的机会就愈多；进化论忽略传播迁徙；传播学派便从传播角度重构了人类文化史。相比之下，英国传播主义者的观点要显得更偏激些，他们认为，世界上一切文化都是从埃及发源的，古代埃及的文化发生最早，并且举世无匹，埃及的农业技术、冶金、造船、木乃伊、文字等科学和艺术传到了世界各处，就是中国也受到了埃及文化的洗礼。因此，英国的传播学派也被称为“极端传播主义学派”、“泛埃及主义学派”。

从传播理论的两个主要分支可以看出，“德奥传播学派”强调事物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或者自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观点较为温和，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而“极端传播论”存在着一个含蓄的假设，就是“人类没有发明创造能力，事物只能被发明一次，然后在人们之间传播，有时会跨越整个世界。传播可以通过居住在某个地方的人群之间直接传播实现，也可以通过文化内涵丰富的民族的移民实现”。该学派武断地认为世界文化仅有一个来源——埃及，排斥文化上的单独发明，很明显是不符合常理的。“极端传播论”和古典进化论是针锋相对的(古典进化论强调的是直线进化观，认为所有社会都经过同样的发展阶段，世界各地的文化发展水平不一，但是，文化在各处单独生长，而且单独发展，


它忽视了地区文化在发展中的外来影响，历史上的接触以及地理上的交通往来)，它们各自趋向于事物发展的两个极端，都有明显的漏洞和致命的弱点，最容易受到攻击。这也就决定了它们后来的命运，古典单线进化论不仅为传播学派所反对，还被后来的历史学派，结构功能学派所批判，最终为持多线进化的新进化论所取代；而“极端传播论”则在人类学界昙花一现，没产生多大的影响。

德奥传播理论在20世纪的上半期影响甚大，美国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曾指出，文化圈理论是传播学派最有影响力的模式。

然而，随着时问的推移，传播理论的弱点和缺陷逐渐被后起的学派所揭示出来：传播理论始终未能解释文化特质的起源问题；它把全部的人类历史简单地归结为文化的联系、冲突、借用和转移的现象……。传播学派的后起之秀科佩斯也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文化圈学说危机”。继而，J·黑克尔和R·von海恩—格尔登基本上放弃了“文化圈理论”，主张研究具体的社会和文化，承认各族人民及文化的独立发展。四传播学派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在当代的人类学、民族学中，传播论可能是最不流行的学说。然而，它并没有死亡，传播理论中很多合理的成分被继承下来，并在相关的领域发展开来，虽然，该理论在学术界已没有了昔日那样著名的人物了。 二、德奥传播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初，传播学派理论在欧洲风行之时，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界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向该理论敞开了大门。新兴的传播理论能够迅速进入中国，主要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德奥传播学派的著名学者来华讲学，传播其理论。随着传播理论在西方的发展，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把该理论推向其它国家或地区。德奥传播理论的代表人物，奥地利著名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天主教神父斯密特教授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位。斯氏曾在柏林大学学习伊斯兰教和中东语言，1906年创办《人类》杂志，1927年创建传教士民族学博物馆并任馆长。后来，他又创建了人类学研究所并任所长。斯密特继承了格雷布内尔的“文化层”和“文化圈”理论，同时进一步提出“连续的标准”和“亲缘关系程度标准”作为补充。“连续的标准”认为，两处相隔较远或无连接的地方，假如在其中间地区，发现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要素，则表明这两地过去有过联系的可能性。“亲缘关系程度标准”提出，如果两地文化的类似元素在形的方面越显著，而数量方面越多，则足以证明两处相似的文化并非各自独立发生，而是两地有历史联系和传播的结果。斯氏于1937年到我国的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讲学。对辅仁大学所办之《华裔学志》甚为嘉奖，并为该志写《亚洲最古老的文化圈》一文，载于第一卷第一期第一页。他同时建议中国学者翻译他的《比较宗教史》。该书是斯密特1930年的新作，书中体现了其传播论思想。就在同一年，斯氏从日本返回中国时，又专程至南京中央大学参观讲学。斯密特教授来华，“以为人类学在中国尚不发达，当时曾主张应将欧美民族学书籍，大量输入中国，裨能引起中国人士之注意”。斯氏身体力行来华宣讲，倡导其学术思想，受到中国人类学界的热烈欢迎，推动了传播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就在斯氏访华结束后，顾若愚先生及辅仁大学西语系萧师毅先生，社会学系刘子明教授，人类学研究所陈祥春硕士及讲师赵卫邦等立即着手翻译《比较宗教史》，完稿后定名为《原始社会宗教与神话》。足见，斯密特及其倡导的传播理论当时在中国学界之反响。

除了德奥传播学派的学者来华讲学，直接宣讲传播理论外，我国早期的大学，尤其是教会大学，也是宣传该理论的主要阵地。在这方面，北平的辅仁大学作得最为突出。辅仁大学创办于1925年，是西方在我国较早开办的教会大学之一。该校存在的27年历史中，把西方许多学科的理论介绍到中国，其中也包括人类学理论知识。辅仁大学的人类学研究所创建于1944年，由德国司铎校务长、社会学系主任、奥地利人雷冕(Rahmann)博士主持。由于学校当时拥有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多位中外教学导师的条件，因而特别关注对东方亚洲人类学的深入研究，并设置了“东方人类学博物馆”，这在20世纪40年代的国内高校中算是比较少见


的了。辅仁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建立，成为在华介绍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先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辅仁大学在教授人类学知识的同时，尤其偏重于传播学派的理论。这自然与其内部德、奥等国传播学派教授的学术背景有关。雷冕教授在其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1936年，德国人雷冕担任辅仁大学校务长。雷氏正是传播学派大师斯密特的学生，典型的德奥传播理论传承人。他在辅仁大学讲授以传播理论为基础的民族学课程，促进了早期传播学派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德奥传播理论在中国得以传播，那些早期留学德国的青年学者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发生在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社会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启迪了人们思想，使人们对“科学”与“民主”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思考。20世纪20年代，国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留学西方的热潮。学习人文社会科学是当时的潮流，“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至1925年期间，仅在欧洲、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主修社会学的共有35人，占当时留学生总数的2％”。这些人中有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陶云逵等。他们大多直接受教于当时的人类学大师，接受了较为完整的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正规学术训练。这些学者归国后“既介绍国外学术思想和理论流派，又加以分析和综合，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学术对话，推动了(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建立”。

在归国的学者中，最积极地宣传德奥传播理论的是陶云逵先生。陶云逵(1904-1944)，出生于浙江，是我国现代社会学、人类学家，西南边疆社会研究的开创者，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后赴德国柏林大学求学，师从欧洲人类学大师欧根·费雪尔教授攻读人类学，后获得博士学位。1933年学成回国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调查研究工作。抗战爆发后，陶赴云南大学任教。1942年转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任教授，并任《边疆人文》杂志的主编。陶曾试图应用传播学派“文化历史”的观点研究云南各民族。其代表作为《西南部族之鸡骨卜》。该文是陶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最后一份贡献，文章对“鸡骨卜”的分布及其历史记载作了详尽研究，认为这种占卜方式为非汉语民族文化产品，汉族的“鸡卜”是自非汉语民族传入的。《西南部族之鸡骨卜》集中体现了陶云逵的文化传播思想，是一篇颇有价值的调查报告。虽然当时仍处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该文的发表还是受到了国内外学者广泛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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