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性教育：看似保守,其实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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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性教育：看似保守，其实无知

前段时间和一个军转干的哥们聊天，他给我讲了一个曾广为流传，却没几个人知道它真实发生地点的故事。他说几年前，他们部队的一个女战士用黄瓜自慰，黄瓜断了，半截留在了X里面，所以不得不去求医。众所周知，任何被护士知道的秘密，就不是秘密而是新闻了，所以这件事儿很快就传开了。第二天，人们就发现，这个女战士在羞愤中，在他们部队院子的树上上吊自杀了。

一个十六七的男孩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十之八九会把它当作一段轶事，淫笑两声也就完了。这不是一种对生命的不尊重，而更多是一种涉世的浅薄。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处于即将要结婚生子阶段的人来说，心情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思考教育孩子的问题了。或许有些朋友，会觉得我说这些好笑，但现实就是这样，大学、工作、结婚、生子角色转变来的如此之快，快到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跟做梦一样，一夜之间长大了。

在中国，谈到性，父母往往会特意在孩子面前树立一种“伟光正”的形象，他们一个个似乎都是道德上的完人、没有七情六欲；任何情感与生理上的冲动，在他们看来都是污秽不堪，不愿同孩子启齿的。结果呢？结果就是中国20~29的女孩当中，有6%的女孩做过人流，这个数字是西方发达国家的7倍以上：一看信仰上保守的国度，里面的人民却过着淫乱的性生活。

如果把淫乱定义为突破禁欲文化下的性行为，那么我对此问题的思考很早之前就有了。记得我在和某朋友聊忠贞观的时候，她说：“天主教徒们都是一边对着教堂说禁欲，另一边跟他人乱搞。越是禁欲的地方，反倒私底下越是淫荡，维多利亚时代，明末都这个样子。” 我一开始对她的话将信将疑，因为比较各个社会间的淫乱，历史没有准确的历史统计；一些保守社会的极端个案，可能会使得人们对此社会的那段历史产生错误的印象，以为其整个社会都是淫乱的。

直到有一天我读了一篇关于荷兰性教育的文章，我才发现她的话也许是正确的。 一位叫斯嘉丽的社会学学者，向荷兰和美国无宗教信或温和基督教派的中产阶级白人父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会允许自己的青少年子女（一般在16岁左右）带女朋友（或男朋友）回家过夜吗？”90%的受访美国人回答是：“上帝啊，这是不可能的”；而90%的受访荷兰人则表示，他们将允许、或至少会考虑一下。然而不同性教育文化的结果却是：父母比较保守的美国，女孩怀孕的几率，几乎是荷兰女孩的五倍，而流产的可能性也比荷兰女孩高出一倍。

为什么在对性行为持保守意见的国度，往往存在着淫乱的性行为？ 关于此点，我试着用微观经济学加以解释。

当孩子到了青春期后，他们就开始产生性行为的渴望，而这种生理渴望又是会随着性行为代价（成本）的增加而减少。最典型的成本就是养活孩子。在古代，养育孩子比较容易，只要有足够的粮食就行了；所以当时人们结婚都非常早，据李白的诗就是“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


而现代社会，养育孩子成本提高了，最典型的就是养育孩子会耽误我们受教育的时间，所以就有了“早恋”这个观念。关于养育孩子的成本和性行为是否相关，美国也有相关的统计。美国的某些州由于觉得本州的福利太高，于是决定某些单身妈妈一身之中只能享受总共2年左右的福利。由于政府减少了对单身妈妈的福利，所以单身妈妈养育孩子的个人成本就增加了。结果就是在这些州的单身妈妈减少了，说明要么这些州的带避孕措施的性行为增加了，或者性行为本身减少了。

我们国家步入现代社会后，“早恋”这种通过限制从性行为最早产生时间，从而改变人们性行为的文化很快就出现后，但是这种文化的杜绝了过早的性行为的结果是有限的。原因就是我国的人流率很高。于是根据这个现象，我推测人们的性行为是缺乏弹性的，据此我画了下图：



图中的纵轴是指性行为的代价，横轴是指一个人一生中性行为的频数——也就是个人一生中性行为的总数。不过我使用“频数”这个词，而不是“总数”，是因为我想强调“频率”。各国文化中，都曾有过禁欲思想。这种禁欲思想其实就是限制性行为发生的频率。同时前文中已经讲了，文化也会改变最早性行为发生的时间，所以这在本文里：性行为频数=性行为频率*文化允许性行为的跨度。

理解了“频数”，接下来我就要解释“性行为的代价”。前文中已经说过，根据统计个人会根据自己养孩子等成本，来考虑自己的性行为。如果性行为的成本等于或者低于性行为给自己带来的快感，那么他（她）就会进行性行为。所以在这本文里当性行为的成本一定时:性行为的代价=性行为的快感。

最后，我们把人一生中“性行为的频数”乘以“性行为的快感”称为“性行为的收益”。由于“性行为的快感=性行为的代价”，所以我们就有：性行为的收益=性行为的代价*性行为的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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