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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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大先生》

《大先生》一剧，导演王翀、编剧李静、主演赵立新，继去年3月在国家话剧院首演，此番巡演至上海，终于让早有耳闻的上海观众见到了“本尊”。演罢，交口称赞有之，唏嘘之声亦有之。

新世纪里，中国当代艺术的一大特点，便是从“重内容”转向“重形式”，这主要是因为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大量欧美国家的艺术观念传入中国，受到这两方面的影响，国内当代艺术不再只是叙述故事、塑造人物，艺术家们开始玩起了新花样，或者说，都费尽心思去找、去创造新花样。

因此，由《大先生》一剧引发的，对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的讨论又引起了我的关注：到底是形式大于内容，还是内容大于形式呢?两者到底有没有达到一种辩证统一的和谐状态呢?到底有没有一种足够新颖、得当的形式，能够跟得上卷帙浩繁的内容呢?

纵观《大先生》，全剧内容很多，光剧本创作就耗时三年。功夫不负有心人，剧本得了2014 年老舍文学奖，是李静研究鲁迅的呕心沥血之作。鲁迅，确实是中国现代文学、政治思想方面，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大人物。在我们的印象中，面对人民大众、国家大事，鲁迅先生总是一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的铮铮说教之态。本人大学时代摘抄本的扉页，便是鲁迅先生的两篇文章——《论雷峰塔的倒掉》和《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先生曾有言：“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

然而，《大先生》中，导演一开始就让台上鲁迅脱光了衣服，只剩一条短裤!然后换上了一身白衬衫搭配牛仔裤和马丁靴的装扮。整场戏里的“大先生”一直被他生平所遇到的重要人物所搅扰，以致于呈现出一种与印象中静止的、沉着威严的鲁迅全然不同的焦躁动态。他呐喊、踱步，似乎极其清醒，又似处于一片混沌之中。

其实，导演和编剧皆有意怀疑“大先生”的圣人地位。研究鲁迅的专家学者们都有一种怀疑精神，正如研究与评判孔子一样，为了破除偶像崇拜的迷信，需要有人在普通大众面前，真正将他们拉下神坛。比如他们在台上直接质问“大先生”与自己的女学生许广平的恋情，指责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与所说言论相悖。面






对这些质疑，最后一幕中，“大先生”也进行了一番自省，对广平、对名义上的妻子朱安、对娘亲、对未来的孩子……

用这种打破惯性思维的“ 残酷”与“间离”，产生戏剧理论家阿尔托和戏剧实践者布莱希特所要求的距离，让观众头脑清醒地看待舞台上的人物。以此，才能让该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说教和老生常谈的恭迎盲从之嫌。不止于此，剧本的内容还包括了“大先生”与周作人和胡适的矛盾纠葛，甚至与他自己笔下人物也产生了复杂的纠葛，比如少年闰土被枪杀、让阿Q 贡献三个月大的儿子做婴儿宴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扮演少年闰土的男孩，能够将那么多复杂深刻的台词流畅地说出来，并且伴以许多肢体动作，舞台表现力十足，为该剧增加了一大看点。除了剧情内容庞杂，剧中台词也精炼深刻，让人难以忘怀。为了承载这些厚重的思想，该剧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呢?这似乎就是剧本给导演出的最大的一道难题。

导演王翀在2012 年发起了一场“新浪潮戏剧运动”，与开创了作者电影的法国电影“新浪潮”同名，顾名思义，王翀应该也想在当代中国的戏剧领域开辟一种新的戏剧形式，玩一个“新花样”。不过，究竟这个“新花样”玩好了没有呢?观众对此还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早在20 世纪，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包豪斯、梅耶荷德、爱森斯坦、皮斯卡托和布里安等，都曾对胶片和投影的新形式进行探索和尝试。新世纪以来，戏剧界对新媒体在戏剧创作中的运用实践和研究更是多如牛毛，有些观点甚至认为舞台上的摄像技术都已经快要被戏剧“生物圈”淘汰了。纽约市立大学的Peter Eckersall教授就指出，新媒体剧作法是分析和创造当代新媒体表演的一种戏剧结构，这种剧作法将多媒体、舞蹈、影像、装置都融入戏剧创作中，而以人为主体的实验戏剧没有太多新意，反而像The ICinemaProject、Back to Back Theatre、KrisVerdonck 、A Two Dogs Company等剧团和艺术家都已经开始进行以声音、装置物体，甚至机器人为主体表演者的戏剧实践了。

然而，从宏观环境来看，国情不同、经济水平不同导致文化发展水平不一，国内的现代戏剧确实落后于欧美国家，王翀对这种状况也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他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很多上世纪70 年代最好的艺术家，在80 年代创作出了最有新意的作品，在90 年代出书，然后在2000 年这些书被翻译成中文，在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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