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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欧阳修《六一诗话》的诗学内涵
作者:吴凯
来源:《成才之路》2012年第06期
欧公《六一诗话》的诗歌评论对象主要是唐代及当代诗人。在具体评论中,表现了一些重要的文论主张。
首先,在作家生活和创作的关系上,提出了“穷而后工”的理论。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曾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或工也。”这种“穷而后工”论,是继承先秦“诗可以怨”(孔子语)、“发愤以抒情”(屈原),两汉“愤中形外”(刘安)、“发愤者书”(司马迁),齐梁“蚌病成珠”(刘勰)、“苦辛出好诗”(钟嵘),唐代“文章憎命达”(杜甫)、“心中愤气文难遣”(薛逢)、“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 (白居易)、“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韩愈)等说而加以发展。《诗话》第10条“孟郊、贾岛以诗穷至死”、第23条“闽人有谢伯初者”“仕宦不偶,终以困穷而卒”、第7条郑都官(谷)、梅都官(圣俞) 皆以仅官至都官而卒等,即用具体而生动的事例又一次证明了“穷而后工”的观点。诗人为何“穷而后工”呢? 一是仕途不畅达者即“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事者”,则集一生精力于立言以求不朽,故能长期处于“虚静”的境地,聚精会神地进行文学艺术创作。二是“穷者”有切身的生活体验,故能写出养尊处优的富者写不出的“穷苦之辞”。
题材应广泛。《诗话》第 27 条论韩愈云:“退之笔力,无施不可……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这是赞扬韩愈不受题材所限,说他无论那种题材都能入诗,且都能曲尽其妙。而对宋初一些人的限制题材的做法,则提出了批评。一褒一贬,表明了欧阳修对诗歌题材问题的鲜明态度。
表达技巧务须多样。如用典,欧氏就不偏执,故他说刘子仪写诗,有的“虽用故事,何害为佳”;有的“不用故事,又岂不佳”。因此,写诗用典或不用典皆可。再如用韵,欧氏也颇讲究,故其对韩愈工于用韵极为欣赏。另外,欧氏对晚唐周朴的“月锻季炼”“极其雕琢”的做法不仅不反对,相反,还对其佳句予以揭载,这也表明他对诗歌艺术技巧的包容。
在诗歌创作规律上,欧阳修借梅圣俞之口以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如:“圣俞尝与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若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在这段话中,梅圣俞说的诗家的“率意”,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说诗人在作诗的时候,看起来很“随意”,好似冲口而出,不假思索;二是说诗人的诗作风格平淡自然,语言质朴浅近,好似不加雕琢。梅圣俞认为实际并非如此。一时的“随意”是平日苦思的结果,朴素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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