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中的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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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中的我随笔

《祝福》中的我随笔

从鲁迅先生的《祝福》问世以来，多数人对作品中的“我”这个形象的理解倾向于：为人善良有同情心；怕负责任，软弱无力；串起情节，见证事件……我认为，要真正地理解和把握“我”，还应该结合创作者的特殊情感体验及作品的创作意图。

品味揣摩——撩开“我”的性格面纱

细读作品中与“我”有关的文字，揣摩“我”这个人物，可以获得如下信息：

“我”的身份是一个知识分子，这从祥林嫂的问话就可以看出来； “我”和鲁四老爷不是同路人，因为“我”虽然住在鲁四老爷家，可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因此“决计要走”；

“我”有些善良，但主要还是只图自己清静，有点不负责任。从“我”与祥林嫂关于魂灵的有无的对话可以看出来。本来以为自己的话可能对祥林嫂造成伤害，内心很是不安，可是“我”最终还是没有顾及祥林嫂，并且认为“即使发生什幺事，与我也毫无关系了”；即使在不安中，还是想到自己的享受，忘不了“福兴楼的清炖鱼翅”，即使“只有我一个”，也是“不可不吃的”。

文中多次出现的“决计要走”……

以上可看出“我”不单是贯穿文章情节的线索角色，更是一个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我”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与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礼教的卫道者界限分明，可“我”面对社会的牺牲品——祥林嫂，虽然同情却又不负责任，逃避责任，显示出性格中软弱的一面。所以在促成祥林嫂死亡的众多因素中，“我”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比较探究——触摸鲁迅的思想脉搏

比较《故乡》、《祝福》两篇文章中的“我”，我们还不难发现： 1、两个“我”的行踪非常相似：

都是先回到故乡，然后又要离开故乡，这是巧合还是匠心？“我”的最终“离开”，是偶然还是必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给了


我们明确的答案——这种构思形式在鲁迅的作品中很常见，即“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这两篇文章中的“我”回乡都是回到“鲁镇”，回到鲁镇之后，“我”都是清醒地意识到“与鲁镇不相容”——《故乡》中“我”与闰土之间的厚障壁，《祝福》中“我”与鲁四老爷的话不投机，对祥林嫂命运的无可逆转——最终只好离开，并且结果也只能是这样。这是必然的——作为少数清醒的“呐喊者”，作者需要在现实世界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归宿，而作品中现实故乡的丧失其实就意味着精神故乡的无所寻觅——“‘我’注定是一个没有家的永远的漂泊者”。

2、两个“我”的身份都是知识分子，但性格又截然不同： 一个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希望；另一个却在逃避现实，逃避责任。《故乡》写于1921年，《祝福》写于1924年，这是对相同革命背景下不同知识分子的描摹，还是作者另有用意？这就要参考作者创作这两部作品的思想与心态。

《故乡》收在《呐喊》中，作者在《呐喊·自序》中就直言“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需听将令的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由

此可见《呐喊》一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沉闷和国人灵魂的扭曲，另一方面更显示出“五四”时期鲁迅的战斗姿态——为前驱者呐喊助威。鲁迅自己也评价《呐喊》是“遵命文学”。这样看来《故乡》中的“我”就是作者“助威”式的主观意识的代言人。

《祝福》收在《彷徨》中，创作时期正是“五四”退潮期，也是新文化阵营分化期，复古势力对新文化运动进行疯狂反扑，先进的知识分子中有右翼分子开始分化出去，中间派处于动摇彷徨的状态。《彷徨》与《呐喊》的创作题材不同，更多地聚焦于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指出那些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正直的，却又是软弱的；他们充满理想，却又缺乏毅力；他们曾经和封建势力战斗过，可是没有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所以他们处于苦闷彷徨之中。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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