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凉乐”对秦腔剧种风格的形成发挥了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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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特色文化鉴赏系列之

.“西凉乐”对秦腔剧种风格的形成发挥了决定性影响 任积泉 王国华

根据《晋书》第二十二记载，吕光于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总兵七万，铁骑五千，以讨西域”。二十年（384年）七月，他攻灭龟兹后，“帛纯收其珍宝而走，王侯降者三十余国。光入其城，大飨将士，赋诗言志。见其宫室壮丽，命参军京兆段业著《龟兹宫赋》以讥之”。八月，前秦皇帝苻坚闻吕光平定西域，“以光为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校尉。因道路阻绝，任命无法通达”。二十一年（385年）三月，吕光率部班师时“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当他途中闻苻坚被杀，长安危逼时，遂于九月占据凉州（治今甘肃武威）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邻护匈奴中郎将、凉州牧、酒泉公。 前秦的突然灭亡，使吕光从中原地区带来的数万得胜将士成为有国难投，有家难回的亡国之人，吕光从西域俘获的三十余国王侯及其“奇伎异戏”同得胜的将士一样，也成为沦落天涯的无家可归者。这样，在河西建立的新的后凉政权，就成为中原将士、西域王侯及其“奇伎异戏”和当地人新的共同的家园。当时的河西，形成了这样的文化背景：西域人喜欢的是“龟兹乐舞”，中原将士喜欢的是“秦声”，本地人习惯的则是“拊缶弹筝”、“八音”。于是，吕光及其之后北凉的建立者沮渠蒙逊这位“胡夷之杰”，就采取在龟兹乐和本地音乐中“杂以秦声”的办法，最终形成了“秦汉乐”，即后来的“西凉乐”。后来，西魏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逊之伎，宾嘉大礼，皆杂用焉”（《隋书·音乐志》）。因此，“西凉乐”并不是西凉国的音乐，而是北魏太武帝（424—452年）对于他从甘肃一带得来的音乐所给予的名称（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纲》）。换句话说，在凉州音乐中，融合了西域音乐的就可称为“西凉乐”。 明代戏曲理论家王骥德在《曲律》“论腔调第十”中说：“乐之筐格在曲，而色泽在唱。古四方之音不同，而为声亦异，于是有秦声”。关于秦腔的剧种风格，陆次云在《圆圆传》中说“西调”、“繁音激楚，热耳酸心”，清初刘献廷的《广阳杂记》中说“秦犹新声，有名乱弹者，其声甚散而哀”。焦循的《花部农谭》中说花都（应主要指秦腔）“其词质直，虽妇孺亦能解；其言慷慨，血气为之动荡”。这“繁音激楚，热耳酸心”，“声散而哀”、“其言慷慨，血气为之动荡”，道出了秦腔的基本风格。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秦腔这种剧种风格的形成呢？从秦腔形成的历史背景看，主要是受“西凉之声”、“西凉乐”、“甘州歌”、“龟兹乐”影响。 西凉之声是西汉时在河西走廊流行的音乐，它是西凉乐产生的基础。《辽史·卷五十四志第二十三·乐志》中说：“殷人作靡靡之乐，其声往而不反，流为郑、卫之声。秦、汉之间，秦、楚声作，郑、卫浸亡。汉武帝以李延年典乐府，称用西凉之声。今之散乐，俳优、歌舞杂进，往往汉乐府之遗声。”这里所说的“靡靡之乐”，“郑、卫之声”，就是《甘州府志》中记载的“金方伉爽，不作靡靡，致类濮上新音，于此可征天籁”中的“靡靡”和“濮上新音”。这一记载说明，西汉时期，在中原地区曾经流行的那些靡靡之音已经消亡了，汉武帝让当时音乐管理机构的负责人李延年整理音乐时，主要采用或参照的就是西凉之声。而西凉之声是在中原地区已经消亡，但却仍然保存于河西走廊的“汉乐府之遗声”。汉乐府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这部分诗歌按作用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供执政者祭祀祖先神明使用的效庙歌辞，其性质与《诗经》中“颂”相同，另一部分则是采集民间流传的无主名的俗乐，世称之为乐府民歌。乐府民歌的特点是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底层人民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表现了激烈而直露的感情，形式朴素自然，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语言清新活泼，长于叙事铺陈，


为中国古代叙事诗奠定了基础。保存于西凉之声中的效庙歌辞部分后来演变为“甘州大曲”、“凉州大曲”等雅乐，民歌部分则成为河西民歌形成发展的基础。由于西凉之声保存了汉乐府民歌的这些特点才使得汉代以前形成的中国正统音乐得以延续。因此，河西走廊地区对中国音乐文化的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难怪《重刊甘镇志》中写道：“后世之乐，虽非古乐比，亦各有取焉。古今乐府，兼收并包，九州万国，所采无几。而郭茂倩所录乃有《敦煌乐》、《西凉伎》，其声乐如此。即是数者而观之，夫岂可以荒漠其地、而鄙夷其人哉！” 西凉乐是魏晋以来兴盛于河西地区的地域性乐舞流派。它是以管弦乐器为主，以抒情见长的音乐。关于西凉乐的特点，唐杜佑在《通典》中说：“感其声者，莫不奢淫躁竞，举止轻飙，或踊或跃，乍动乍息，蹻脚弹指，撼头弄目，情发于中，不能自止。”甘肃著名戏剧理论家王正强先生说：“西凉乐衍变为诗、乐、舞相结合的多段歌舞大曲，继而衍为摘取片段和可供„倚声填词‟的曲词小令，不仅为为甘肃民间大兴曲子演唱之风奠定基础，重要的是在这种演唱中，就已经潜入戏曲品格的文化萌芽。……曲子与民间皮影的结合，为西秦腔板、牌合一的戏曲声腔体制，架设了顺利登台的阶梯。”

雅乐是中国古代的宫廷音乐。它具有肃穆、典雅、优美的风格。然而这种雅乐也有音色单调、内容呆板、形式僵化、乐器笨重、缺乏艺术情趣的不足。雅乐的肃穆、典雅、优美风格在河西被本地音乐吸收、继承和创新后，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凉州》大曲和《甘州》大曲。大曲是指乐曲的结构形式较为庞大的一类音乐曲子，极盛于唐代。《甘州》、《凉州》是以边地命名的曲牌。《西域记》云：“龟兹国土制曲，《甘州》、《梁州》（凉州）等曲翻入中国。”《甘州》、《凉州》曲，初为唐玄宗时教坊大曲，后用为词调。《甘州》、《梁州》大曲，音节慷慨悲壮，北宋词人柳永精通音律，用来抒写他贫士失意的感慨，有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甘州》、《凉州》大曲善于表现慷慨悲壮的特点，被后来秦腔音乐所吸收。 龟兹乐是古龟兹的音乐。其特点是“铿锵镗镗（上音汤，下音塔），洪心骇耳，抚筝新靡绝丽，歌音全似吟哭，听之者无不凄怆。琵琶及当路琴瑟殆绝音。皆初声颇复闲缓，度曲转急躁。按此音所由，源出西域诸天诸佛韵调……是以感其声者，莫不奢淫躁竞，举止轻飚，或踊或跃，乍动乍息，乔（姜矫反）脚弹指，撼头弄目，情发于中，不能自止（《通典·乐考二·卷一百二十九》）。从以上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龟兹乐使用的乐器种类多，声音“洪心骇耳”，歌声“全似吟哭，听之者无不凄怆”，舞蹈动作“轻飚”，表演者表演时往往“情发于中，不能自止”。龟兹乐舞的这些特点对秦腔剧种风格的影响无疑是十分深远的。

在河西地区，“秦声”特指吕光西征时前秦军队从中原地区带回来的歌舞或音乐。秦声的特点正如李斯写给秦王的《谏逐客书》讲到的：“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呼呜呜”就是指声音很大，后来史书上出现的“呼呜呜”，就成为秦腔的代名词。“快耳”就是听起来很悦耳，很舒服。《史记》中的《礼记·乐记》中说：“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秦腔净角所唱的塌板、箭板就有古时战场上鼓气助威的呐喊声，有很大的威慑力和奋斗不息的精神，保留其“兴而士奋”的“嘄噭之声”，即秦李斯《谏逐客书》里说的“呼呜呜”，被视为秦腔的看家调。公元前71年，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在他的《报孙会宗书》中写道：“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呜呜。”应劭注：“缶，瓦器也，秦人击之以节歌。”颜师古注：“呼呜呜：引李斯语，是关中旧有此曲也。”从秦、汉以后，古书中的“呼呜呜”，也写作“戏於於”，连同杨恽的外公司马迁《史记》里说的“嘄噭之声兴而士奋”，《汉书》里讲的“粗厉奋猛之音作，而民刚毅”，都代表嗓门高大的秦声。在秦腔形成的过程中，那种军队中为了激发士气的“兴而士奋”的“嘄噭之声”以及中原地区歌唱时的“呼呜呜”的演唱风格为秦腔所吸收，形成“秦声以甘凉之雄，犹称劲敌”（清·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小惠》）的显著特点。 张掖是一块非常适合秦腔生长的丰腴“土壤”。看戏是这里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据《重修肃州新志·高台县》（清乾隆二年，1737年，黄文炜编）《风俗·节期》载：“二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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