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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唐社会与文学的大背景下,有相当一部分诗人,以苦吟的态度作着“清新奇僻”的诗,代表人物是贾岛(779~843)和姚合(775?~855?)。贾、姚二人诗名起于元和后期,但贾卒于会昌,姚卒于大中年间,已入晚唐。其诗代表晚唐一种最普遍的创作风尚,追随者很多,所以将两家归入晚唐诗人中较为合理。
贾岛、姚合及其追随者,诗歌内容都比较狭窄,很少反映社会问题。贾岛所写,有科考碰壁的失意和怨愤,有贫穷窘困生活的哀叹,有对于清寂之境和佛禅境界的感受,以及与僧人、隐士的交往,大多不出个人生活范围。姚合诗的题材与贾岛接近,而对琐细的日常生活情景写得更多,在风格上,贾岛因有过禅房生活体验,又曾受韩愈、孟郊的影响,诗中冷僻的成分多一些,而姚合仕途较为顺利,诗风相对显得清稳闲适。同是写小县府署的庭院,贾岛诗:“言心俱好静,廨署落晖空。归吏封宵钥,行蛇入古桐。”(《题长江厅》)姚合诗:“鼓绝门方掩,萧条作吏心。露垂庭际草,萤照竹间禽。”(《县中秋
宿》)贾诗以空庭落晖的无我之境显得超妙,姚诗境界幽静。相比之下,可见贾诗比姚诗幽冷奇峭。
贾岛、姚合等人在创作态度上的共同表现是苦吟。传说贾岛在长安街上酝酿吟诵“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一联时,唐突了京兆尹刘栖楚;斟酌“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一联时,冲犯了京兆尹韩愈。具体情节虽不一定可靠,但贾岛等人确实苦吟成癖。晚唐时期,有大批长期困于考场的士子,也有许多人虽然入仕,却处于低下闲冷的地位。他们有点像大历时代的文人,需要通过作诗获取精神上的补偿。求科名者,则更需要把五律当日常功课训练。这样,这些在社会上被冷落的文人,就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在作诗上。对自己的贫穷、窘困和闲散,多方面地加以审视、发掘、体验,“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胡仔《苕溪渔隐全话》前集),抒写他们的无奈。于是,通过对情与景深刻的挖掘与琢磨,做到工整中见清新奇僻,就成了一种新的风尚,有别于韩、孟的奇险和元、白的流易。
晚唐苦吟诗人对社会生活关心不够,阅历范围狭窄,入诗的事料相对贫乏。他们的诗思往往不是自然涌现,而是一开始就着意为之。“莫笑老人多独出,晴山荒景觅诗题”(姚合《寄周十七起居》),“物外搜罗归大雅,毫端剪削有馀功”(方干《赠李郢端公》),表现出为作诗而刻意搜寻。他们撇开以情感充沛、气势贯注为特点的歌行之类体裁,把力量倾注在近体(尤其是五律)上。近体可以在音律、对偶、字句上见功夫,可以澄心静气地推敲锤炼。由于苦吟,晚唐人确实创造了不少佳句。贾岛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通过动静相衬,使境界更见幽迥。《送无可上人》“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一联,上句写人在潭边散步,与水底的身影相映衬;下句写走走停停,一再憩息于树边。境界之清幽寂寞,人之孤独,身体之疲倦衰弱,以及对景物环境之欣赏流连,等等,均可想见。虽是“两句三年得”,尚不负苦吟之功。姚合的诗,比贾岛稍嫌贫弱,但亦能于朴中见巧。如“马随山鹿放,鸡杂野禽栖”(《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一),用简练朴实的语言,写出山县荒凉之景。在生活素材的提炼和景物组合上,既巧为用心,又能出之以平淡自然。除贾、姚外,其它苦吟诗人也有一些佳句。如: “树摇幽鸟梦,萤入定僧衣”(刘得仁《秋夜宿僧院》)、“听雨寒更尽,开门落叶深”(无可《秋寄贾岛》)、“空将未归意,说
向欲行人”(周贺《长安送人》)、“岛屿分诸国,星河共一天”(李洞《送云卿上人游安南》)。这些诗句,虽然着意写成,却颇为工整、精警。不用典故,不镶嵌奇字,以看似平常的语言,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贾、姚一派的缺点是诗境狭窄,有句无篇。生活阅历有限,诗料不离琴、棋、僧、鹤、茶、酒、竹、石等物。内容不足而一叶苦吟,不免琢伤元气,减损诗美,露出小家习气。“姚、贾缚律,俱窘篇幅”(刘克庄《程垣诗序》),之所以受缚于格律,局促不伸,关键还是由于缺乏博大深广的情怀。晚唐诗人常常刻苦造就一些工整的句子,但由于才力不足,通篇看去,仍显馁弱。方回云:“晚唐诗多先锻炼颈联、颔联,乃成首尾以足以。”(《瀛奎律髓》卷十三)先有句,后有篇,难免前后不够匀称,缺少完整的意境。
贾、姚一派诗人的心态,与封建王朝末世一些政治上无出足的士人比较吻合。这些士人将生活情趣转移到吟咏日常感受以及与亲友唱和上,因而贾岛、姚合等人便很容易成为追摹的对象。不仅五代时仍有不少诗人效法贾、姚,南宋的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亦以宗法晚唐成为一时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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