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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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习惯性的在键盘上打出了拼音què，但怎么找也找不到这个“恪”字，忽然想起原来这个字的读音是kè。想起当年，陈先生在清华园时，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恪（què）”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è），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1902年春，13岁的陈寅恪随长兄陈师曾（陈衡恪）从上海吴淞口出发，赴日本求学。1907年插班考入上海复旦公学，1909年陈寅恪从复旦公学毕业，在亲友的资助下，赴德国留学，于1910年考入了柏林大学学习语言文学，。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陈寅恪回国。从1915年秋天开始，陈寅恪应江西省教育司（相当于后来的教育厅）副司长符九铭的邀请为江西省连阅留德学生试卷三年，并申请了江西省官费留学的名额。1919年初，陈寅恪抵达美国，翌年年初进入哈佛大学，师从兰曼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在哈佛攻读三年后，陈寅恪离美赴德，到柏林大学继续攻读梵文和多种东方文字。1921年9月，陈寅恪进入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受业于路德施教授。于1925年应邀回国， 1926年进入清华园，成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时年37岁。陈寅恪从37岁（1926）初任教清华，到48岁（1937年七七事变），大约十二年的时间，都住在清华园。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这是陈寅恪的好友傅斯年对他的评价。胡适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陈寅恪的好友们对他都评价甚高。作为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寅恪一生通晓蒙、藏、满、日、梵、巴利、波斯、西夏、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文字，尤精于梵文、西夏文、突厥文等古文字的研究；他先后从事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学、佛教典籍的研究，著述精湛，在学术史上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陈寅恪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但他从不满足，仅梵文一项，就先后学了10年。当时中国学术正处在逐渐走向国际学界这样一个转轨的时候，在清华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时，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导师。陈寅恪、王国维两人由于学识、思想感情及治学态度的契合，很快成为了真正“相知”的朋友。然而两人公事不到一年，王国维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离开人世，在王国维遗体入殓时，清华国学研


究院的师生只是行三鞠躬礼，惟有陈寅恪跪在地上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对于王国维投湖自尽的原因，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陈寅恪力纠众说，以王国维为一文化精神凝聚之人求其解。王国维所处的时代，封建文化正值衰落之际，王国维被封建文化影响地很深，因而十分的苦痛，“此观堂先生不得不死”。可见陈对好友王国维的了解及对学术的痴迷。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碑铭中，特别表彰他学术上独立自由的精神。他所谓独立自由，就是不受世俗所困，坚持学术己见，着意于创新，王国维是为其理想文化而献身的人。

王国维在遗书中，把后事嘱托给陈寅恪，说“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王国维的逝世给陈寅恪以巨大的震动，而他在遗书中的“文化托命”，对陈寅恪的影响之大更是一直贯穿其终生。陈寅恪在王国维的挽联中也写道：“十七年家国久销魂，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伤身。”正是王国维临终时的“文化托命”和挽联中的“谬承遗命”使陈寅恪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所在，那就是如何以自己的科研成果，如何以自己的学术研究，重新唤起国人对学术文化的信心，从而振奋民族精神，拯救中华民族。

此后，陈寅恪沉浸在中古史的研究之中，历时大半个世纪，矢志不渝，并留下《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经典著作。

在汪篯先生笔录的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陈先生曾说：“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陈寅恪很早就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对百年来严重戕害中国知识界的学术政治化倾向的抗议。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远不仅仅是指在学术上不与当时的政治权威妥协，更重要的是指不带着任何一套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先入之见去从事学术研究。前者已殊为不易，后者更是难上加难。

而今天，我们的学术甚至我们的教育都没有与政治分离，没有实现真正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的学校有团委、党委，我们的教育和学术无时无刻不受着政治的影响，我们看问题时，是带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看的。为什么民国时期的大师如此之多，而现在却没有一个能与那些大师们比肩，我认为，陈寅恪先生早已经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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