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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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失败的原因

【摘要】：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了全面内战，但短短的三年就被打败，并被逐出了大陆，那么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文章将试着从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局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的角度来分析和探讨这一问题。



【关键词】：国民党；美苏关系；冷战；政治失败；接收

国民党作为当时中国的执政党，抗战胜利后在获得了空前威望的同时，外表上也变的空前强大起来，不仅得到了世界主要大国的承认，也得到了美国不小的援助，但仅仅三年就被共产党逐出了大陆，究其原因，实在不少，下面我想先从战后国际局势来分析这个问题。



二次大战结束之际，苏美两国领导人都试图用一种让双方政府都感到满意的方式对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加以规划。苏联的战略目标之一是避免中美两国战后结盟，不欢迎出现一个以美国为后盾的中国。但在当时苏联还是为了在东亚的利益尽量和国民政府搞好关系，避免破裂。当苏军击溃日军进入东北时，苏联人无力左右的中国政治形势将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莫斯科需要避免使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武力冲突，因为这将会增加蒋介石与苏联签定条约的困难，这些条约是苏联取得东亚利益的保证，在莫斯科眼里，解决中国政治纠纷的理想办法是国共两党合作。1945年2月签定的《雅尔塔协定》是莫斯科、华盛顿、重庆达成交易的结果，蒋介石将自己政府的命运同这个新生的国际体系束缚到了一起”［1］。但逐渐的，苏联和国民政府的关系慢慢的破裂了，原因之一是协定本身固有的含混性质。苏美关系也逐渐进入了冷战状态。在1945年10月的伦敦外长会议后，苏联改变了对国民党的态度，为国民党进入东北制造障碍。因此，直到11月中旬，国民党军队还没进入东北。



1945年就政治和军事力量而言，中共已达到了一个在过去24年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从地域方面来说，中共的军队已深入敌后，渗透到了日本人控制的华北地区，特别是河北、山东。中共对东北的重要性有清楚的认识，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将沦陷区的工作提到和解放区同样重要的地位上，东北四省沦陷最久，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2］。因为东北资源丰富，易于展开党的工作，背靠苏联，面积又大，所以”从党、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都丢失了，只要我们还有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3］。10月、11月，八路军连续渡海，在沈阳、长春、安东、本溪、旅顺、大连等地建立了由中共直接领导的市政府或实际上由中共掌握了对城市的管理。而苏军也承认了中共在大多数城市所组织的临时政府。



毛泽东明白，在满洲与苏联人合作是对付正在华南、华中地区发展壮大的美蒋联盟的有利手段。同时，共产党也在关注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美苏的关系。后来中共更认为有必要与苏联搞好关系。延安认为：如果美国的政策向右转，




那么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在苏军进军中国东北时取得其支持。”3月末在中共部队中散发的杂志全部内容介绍红军的情况，还反复宣讲苏军的行为和目的与以前那些沙皇军队不同，延安告诉它的战士，这是新的军队，是’红军’，不应将其视为外国人，而应当把他们当作全体劳动人民的队伍看待”［4］。



如上所述，战后美苏两国逐渐进入冷战状态，苏联开始考虑国民党接收东北问题及其与中共的关系。”在9月最后一个星期里，苏军对主要由中共占据主导地位的地方行政当局开始抱接纳态度”［5］。特别是在蒋介石与莫斯科公开决裂后，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大大接近了。苏军与东北当局的合作对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后来的战争都有深远的影响。根据苏方资料统计，东北与苏联贸易往来，”1947年的贸易总额为9300万卢布，1948年为1.51亿卢布，1949年为2.05亿卢布”［6］。苏联还帮助东北根据地恢复和发展铁路、水利。到1947年春，东北根据地的许多铁路干线已恢复通车，这对其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联和东北根据地的合作，为中共建立了一块稳固的基石，中共充分利用这一地区近代工业基础较好、交通便利及国民党军队不能进入的条件，建立了稳定安全的后勤基地，这里的军用、民用物资不断运往华北、华东，同时还培养了许多人才。



莫斯科与国民党的关系开始破裂时，苏军的迅速撤退给了国民党一个措手不及，也给中共制造了占领东北一些大中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好机会，”国民党当局原以为苏军撤出会对他们有利，却未料到会由此促成我军得以进占大城市的局面，我军进占大城市后，装备得到很大改善，给养也不成问题，加快了军队和根据地建设”［7］。尽管后来撤出了四平、长春，但北满的大城市哈尔滨、齐齐哈尔和一些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仍由中共掌握。



可以说，苏军于1946年4月同意让中共接管东北各城市是中共与苏联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虽然苏军依然并未向中共提供更大的政治、物质支持，但由于国民党与苏联关系的破裂，使毛泽东有可能在不对斯大林对外政策提出挑战的情况下与国民党在东北角逐。而国民政府因冷战而不可能对来自外国的援助加以垄断，蒋未能像前冷战时期许多国家的政府那样从享有广泛的国际支援中得到好处，冷战造成的两极化以及大国冲突的规模则为第三世界的造反者利用国际上的大国体系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打开了大门。蒋介石的对外政策却由于冷战的发生而未能成功的推行下去，它必须同时依靠美英两家的支持才能够发展自己的势力并避免内战的爆发，当同苏联的联系纽带消失，内战到来时，对外政策就再也不能对国民党在战后经历的政治失败予以补偿了。尽管继续得到美国的援助，但由于其专制统治，经济上举措失当，以及他对于大多数中国人的要求无动于衷，其政权瓦解了。”苏美两国在中国的冲突使得蒋介石政权难以全面垄断来自大国的援助，从而使这一政权受到削弱，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的弱点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他们也知道，只要蒋介石还能够同时得到来自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支持，中共就不可能在同其政府的武装斗争中获得胜利，但冷战的到来使蒋不能同时获得美苏两国的支持时，蒋的内战使他的政权未能幸存下来”［8］。



然而，国际环境提供的只是一个外因，国民党政权的垮台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而其政治的失败则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这在国民党政权建立前期就已经很明显了。即便在1927年以前，国民党就是一个由不同阶级成分的成员组成的松散




团体，掌权之前，国民党并不是一个有严密纪律或统一理想的生气勃勃的革命团体。”例如，接纳党员的手续很混乱，不受欢迎的人也没被拒之门外。据说，孙中山个人从未拒绝任何人的入党要求，对党员在信奉党的主义和信念方面的要求松。1921-1929年，党员数量从15万增至63万”［9］。何应钦在1928年承认”党的领袖们的认识差不多，他们只关心数量，而忽视质量，因而党的精神一天天堕落下去”。萨孟武也说”今天，我们党的队伍每到一处，通常是无休止的吸收党员，许多贪官和奸绅把入党视为升官发财的捷径”。事实证明，对国民党的革命性质破坏最烈的新党员是那些旧军官和旧官吏，军阀们不仅被接纳入党，而且被举荐到政府里作官。



国民政府是以政府机构的无效率、腐败、政治压迫等为特征的。例如运用考试来选拔官员的办法成效不大，同时，国民政府效率低下，一份文件到达省政府机关需要37个关卡，每一个关卡耗费几个小时到几天不等。贪污也是国民政府的一大败绩。许多人认为：贪污是南京统治的最卑劣手段，有人称共产党的威胁实则就是农民对政府腐败的反映。国民党最高层也标榜要防止、惩处贪污，差不多每一年，都要公布法律和规章，要对贪污的限制制度化，但它并无相应的行政措施与之相配合。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蒋介石，在表面上也反对贪污，但他的努力既未持续，又有选择，他容忍那些最亲密的谋士们和家庭成员的贪污行为。最晚在1934年，民众对南京统治者的支持程度江河日下，蒋廷黼在1935年说：”党的威信如此之低，以至国民党员都为当众承认自己是党员而难为情”［10］。民众对当局相当不满，以至于大公报称人民的唯一心愿就是来一次真正的革命解除他们的苦难。总之，”国民党在创造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政治制度方面明显地表现的很急噪，正是急噪使它遭到挫折”［11］。另外，国民党的腐败还表现在对沦陷区的接收上。国民党正规军进入上海前，首先到上海的是属于军统系统的忠义救国军。”接下去就是饥鹰漫天飞，饿虎就地滚，前者指由重庆前来的接收大员，后者是原来潜伏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12］结果造成大批工人失业，生产大破坏，社会混乱。例如北平：”北平人对于此地接收大员，除了对行营主任李宗仁将军没有特殊印象外，其余没有一位提起来不使人摇头的”，”今日北平是整个陷入绝望的深渊中，人心已经失尽，正如大公报评论，今后政府该着眼如何挽回人心了”［13］。这样，所谓的接收被老百姓称为劫收，这使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失去了民心而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摧毁了其政权赖以维持和存在的民众基础。另外，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也很激烈，蒋介石一心想消灭异己，在军队整编上，他将游击队解散，而其原有防地却无军队接防，”共军乘虚而入，因而，老实的将领便将部队解散归农，狡黠的便另打主意，投向共军了”［14］。



蒋介石曾经把党的失败列为其统治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并认为党员对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是党失败的主要原因，其实这种结果蒋本人也应负很大的责任。反对封建专制、主张普遍平等民权的民权主义被蒋介石的一党专政所取代，人民权利被剥夺，主张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被国民党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取代，造成土地集中，民生凋敝。蒋一再抱怨党内信仰不纯，认识迷茫，需要用三民主义重塑党魂、军魂，但是始终没有成功，”致令本党思想失去主动，共产主义乘机渗透，党中同志对于三民主义无信仰……到了这个地步，那就无怪要失败了” 。［15］






参考文献

[1] [挪威]文利安. 《冷战与革命》, 陈之宏, 陈谦, 译.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2, P34.



[2] 《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第3卷，P1089.

[3] 《中共党史资料》, 1985, (16), P134. 转引自向青, 等. 《苏联与中国革命》,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4, P518.



[4] [挪威]文利安. 《冷战与革命》, 陈之宏, 陈谦, 译.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2, P77.



[5] [挪威]文利安. 《冷战与革命》, 陈之宏, 陈谦, 译.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2, P137.



[6] 鲍里索夫, 科落斯科夫. 《苏中关系》, 三联出版社, 1982, P24.

[7] 《中共党史资料》, 1985, 16: P134, P170.

[8] [挪威]文利安. 《冷战与革命》, 陈之宏, 陈谦, 译.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2, P3.



[9][10][11] [美]易劳逸. 《流产的革命》, 陈谦平, 等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2, P33, P12.



[12] 陶菊隐. 《孤岛见闻》,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P323.

[13] 松平. 《古都春寒录》，《周报》30期，1946-3-30. 转引自金冲及：《转折年代》, 三联出版社, 2002, P7-8.



[14] 李宗仁口述, 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5, P622.



[15]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5，第115页. 转引自郭贵儒：《从繁盛到衰败-大陆时期的国民党》华文出版社, 1999, P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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