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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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的儒

《儒林外史》是一部公认的讽世之书。作者吴敬梓以对现实的深刻体验和观察，通过儒林众生相的描摹，刺时讽世，抨击科举制度对读书人乃至更广泛范围内人性的摧残和人格的戕害。

小说在描写儒林人物时是以“功名富贵”作为切入点的。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云：“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①闲斋老人抓住“功名富贵”作为区分、评价儒林中人的标准，确实把握了该书的一个核心线索；不过，围绕功名富贵，《儒林外史》中人物还有一类，即：被功名富贵折磨得死去活来者。

首先看“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

这一类人物往往是自己做不了官，却一心想“相与老爷”②，以此来抬高自己；而一旦与老爷“相与”上了，便不惜阿谀奉承。如冒充诗人牛布衣，以达到“相与老爷”目的的牛浦郎；为结交厉太尊而嫌引荐者与之关系不够亲密的唐二棒椎。当然，在《儒林外史》中，“媚人下人”绝非个别现象。五河县有个风俗：“问五河县有甚么山川风景，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有甚么出产希奇之物，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那个有品望，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德行，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才情，是专会奉承彭乡绅。却另外有一件事，人也还怕，是同徽州方家做亲家；还有一件事，人也还亲热，就是大捧的银子拿出来买田。”③五河县人当然不可能全是“儒”，但其风俗却是儒风浸染世风的典型。媚人下人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说到底，为的只是功名富贵。作者就在不声不响之间，把这种人的丑态栩栩如生地展示给我们；同时也在字里行间透出对制造这类人的制度的讥讽。

其次是“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

人们是如此地艳羡功名富贵，如此地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地巴结有功名富贵者，那么有了功名富贵，自然就有了受人尊敬、被人巴结的资本，也自然就会高人一头，甚至几头；于是在这种社会风俗下，“倚仗功名富贵骄人傲人者”层出不穷。夏总甲是薛家集“第一乡绅”。他的出场气概非凡，说起话来张口闭口是“俺如今”、“咱衙门里”④。按明清的制度，总甲负责官府分配给一甲（十一户）的捐税和劳役。就是这么一个连芝麻官都称不上的小头目，在薛家集却如此的风光！诚如卧闲草堂所评：“颇有‘官到尚书吏到都’的景象”⑤！一个小小的底层官吏尚且如此，若要真拿个举人，中个进士，甚或当了个什么大官，自然更不消说了。新科秀才梅玖当面奚落还只是个童生的周进，举人王惠在周进面前趾高气扬，高翰林十足的自负，„„小说由下到上地活画出一个个“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的可鄙可笑又可怜的嘴脸。

再次是“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

《儒林外史》中的“儒”还有一类不以功名富贵为意的“名士”⑥，这就是颇为自得的“斗方名士”——他们多善于作诗，诗又是写在斗方纸上，故名——他们没有孜孜矻矻学时文务举业，而是以诗闻名于世，并自以为高。可在一次谈辩中却暴露了他们对功名的艳羡。浦墨卿提出一个问题：是中了进士的黄公好呢，还是不中进士的赵公（名雪斋）好？争论了一番后，景兰江给出了一个令大家心服口服的答案：“可知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那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⑦原来如此！在诗酒风流的名士派头背后，原来不过是与举业一样的对功名富贵的殊途同归！

第四是被功名富贵折磨得死去活来者。

这类人的代表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了，即使粗读《儒林外史》的人也会对他们留下深刻印象，这就是周进和范进。前者用了大半生的精力参加科考，结果考到六十岁还是个童生。在备受奚落与侮辱之后，在失了馆，“日食艰难”之时，遂有了撞号板，“直哭到口里吐出鲜


血来”的悲惨一幕⑧。在这场惨剧不久，范进也发了疯，但不是因悲哀而疯，而是喜极而疯。无论哪种疯，其核心因素或者说起决定作用的力量都是科举，是功名。功令制度就像一双无形而又万能的巨手一样，钳制着士人的灵魂，左右着他们的举手投足，控制着他们的生死祸福。作者通过这一幕幕非同寻常举动的描写，已将笔锋深入到人物灵魂的最深处，也深入到社会制度的最深处，以震撼人心的笔力，揭露了科举制度对人的戕害之深！

最后是“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其代表当首推小说一开篇用以隐括全书大义的真名士王冕。他言行既与孔孟主张相合，又有隐士风范；其人格高洁又自在，远远超越了现实人生。就是这位寄托着作者理想人格追求的人物，站在书中故事的百年之前，预言：“这个法（即科举）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一代文人有厄！”⑨这就为全书定下了基调。当然，除了这个揭开全书序幕的理想形象，小说正文中的人物也不乏作者理想的寄托者。这其中有主祭泰伯祠的虞育德博士，他不仅躬行儒家的礼让忠恕，还具有淡泊名利的隐逸之风，是真正的“圣贤之徒”⑩。还有作者的化身，真名士杜少卿。他富于才情，超尘脱俗，狂放不羁，不为功名所诱，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不顾物议，思想中既有愤世嫉俗的一面，又有进步思想的闪光，是作者所推许的“奇人”之一。在小说的结尾，作者还描写了儒林之外的“四大市井奇人”，以他们超凡而高洁的人格美，来反衬儒林中被扭曲、被腐蚀了的灵魂，寄寓了作者对现实的失望和对理想人格的向往与探索。

以上择要分析了《儒林外史》中的各类“儒”者的形象。透过作者高超的写实和讽刺笔法，读者深味了科举制度对人心世道的熏染，对士子灵魂的戕害。《儒林外史》不仅仅是儒林百态图，更是封建科举制度下士子真性情、真人格缺失的挽歌，是对僵化的八股取士体制的无情而透入骨髓的揭露和抨击；是作者深味了其中甘苦，目睹了一桩桩可笑而又可悲的场景之后谛造的一部儒林的、乃至社会的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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