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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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我们赋予了它多得数不清的任务：我们习惯于从事针对领袖的造神运动，结果我们很自然地以拥护还是反对领袖作为是非标准来编撰历史、臧否人物，——当矗立城头的“大王”走马灯似的换，那城头的“大王旗”就不得不一日日花样翻新；由于执掌史笔的文弱书生没有言论自由，他们被迫寻章摘句借古讽今，按照政治斗争的需要去塑造历史。结果，“历史”就成了政治风云中的“如意金箍棒”，可长可短，宜细宜粗，还可以附会上五彩缤纷各种细节。但不管怎么变，它总之还是一根被人不断挥舞若有所指的棒子。

北洋军阀中的一些人是有政治理想远大的抱负；吴佩孚以统一国家结束纷争为念，为租界而耻辱发誓一生不踏进租界，反对签署任何卖国条约，有清醒的头脑反对将故宫拆除改议会……冯玉祥一生追求真理为找到救国之路而奔波不段，数起数落终不改赤子之心……

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有很高尚的品格的；段祺瑞清廉如水，一生中除了收过冯玉祥的几块红薯在也没有收过礼，被人称为"六不总理''。冯玉祥为抗日奔走，当尽家财，常不食荤素以大饼充饥……

他们中的更多人有着尊贵的民族精神；吴佩孚，张作霖誓不愿为日本的走狗被日本阴谋杀害；徐世昌令愿病死也不上日本人控制的医院就医，以死许中华；曹锟与高林蔚等汉奸划清界限，冒生死誓不降日；连张宗昌这种人也奔国而回不替日本卖命……

北洋起于袁世凯小站练兵，终于四家集团二次北伐东北易帜。北洋的主要派系及主要人物有：早期；老北洋系主要人物是袁世凯，王世珍，徐世昌等人；中期和晚期；直系主要人物是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人，皖系主要人物是段祺瑞等人，奉系主要人物是张作霖，张学良，郭松林等人；国民军系主要人物是冯玉祥，孙岳等人；晚期直鲁连军系主要人物是张宗昌等人，东南连军系主要人物是孙传芳等人。 段祺瑞在清末民初中国扑朔迷离的政治舞台上曾经显赫一时。他出身行伍世家，饱尝世间冷暖；身怀救国之志，却无法施展强国才华；受新式军事教育和有留学欧洲的经历，但思想和行为方式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他曾是继袁世凯之后控制中央政权的军阀首领，却在生活方式上保持着相对的清廉。"三。一八''惨案时他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他反对袁世凯的帝制，但他与袁世凯一样为权力而生亦为权力而失。他没能拯救中华陷入内乱，但他在日本人面前却保持了英雄的尊严。

如果有人给他送礼，他要把礼物细细地看上一阵，然后只选一两样不值钱的留下，其余的一概璧还。有一次江苏督军齐燮元送他一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围屏，他的家人喜欢得睡不着觉，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半夜爬起来摩挲。可他只轻轻一挥手，就叫人把东西抬出去了。只有冯玉祥送过他一个大南瓜他全都收下了，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把南瓜再切一半还给冯玉祥。

举一个例子，１９１７年张勋复辟前夕。这个时候，中国的政局焦点是黎段府院之争，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正僵持不下，到了要闹政变的地步，这就为张勋带兵进京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看《史话》里提到的一些细节，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献女为妃”，这其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可能比我们今天想像中的要复杂。提到“献女为妃”有两次，一是陆荣廷，一是徐世昌。陆荣廷是１９１７年３月２８日到的北京，第二天到清宫会见溥仪，然后就传出来消息说，陆向溥仪要求“献女为妃”。徐世昌在１９１７年６月１３日和张勋有过一次密室长谈，这是张勋带兵进京的前一天，密谈的内容据说有三点，其中之一就是献女给溥仪作皇后，所以有徐世昌要当“当朝国丈”的说法。当然，这两种说法都是“据传”，但我们也可从中看到些复辟前（７月１日）的一些政治气氛、舆论风向，再联系到以前袁世凯称帝时的各方反应，以及复辟之后一些地方军政要员的积极表态。这样来看，清室复辟或者重新推出来一个皇帝，可能就并不是张勋或者袁世凯等一两个人的独角戏了

再举一个，我们说北洋时期“武夫当国”，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今天我们来审察这段历史，至少有两点应该给以肯定：第一，当时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所享有的自由程度；第二，国家法律、国会的积极作用。还是１９１７年，张勋失败之后，北京政权由段祺瑞和冯国璋接管，这时出了一个凤凰山中日合办铁矿案。《史话》讲了一个细节。段内阁与日本方面已经就此达成了协议，依照法律程序，需要农商总长张国淦在正式合同上签字；但因为这个合办铁矿案实际上是段祺瑞一手促成的，目的是要从日本借款，进行内战，所以张国淦拒绝签字。这个时候，我们看段祺瑞是怎么处理的：一开始，段派人给张送来１２０万元钱，张拒绝；段又把价码加到２００万，张再拒绝；行贿不成，段又派人劝张以考察各省农业为由离开北京，这样代理部务的农商次长就可以来签这个合同，张也不肯；让张到外地去做省长，或者出国先考察一段时间之类，张也拒绝。注意了！段祺瑞是当时的内阁总理，是张国淦的直接上司，也是北京政权的实际掌控者、全国实力最强的军阀，但是他并摆不平张国淦。从法律程序上说，这样一个合同，必须由农商总长签字才能正式成立，而张又觉得这个合同我不能签，我签了的话，这个历史责任是要由我来负的。于是段派人给张送钱，意思是１２０万或者２００万买你一个签名，后来又让张离京考察或者外调省长之类，意思都是既然你怕负起这个责，怕以后有人来骂你翻你的旧账，那你就避开，我让别人来签。这件事最后如何收尾，《史话》没有介绍，但我们可以推断，要想让这个合同成立，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换一个新的愿意签字的农商总长。阁员不听话，作为总理，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让他离职，但你不能用强迫手段来使他听话。

北洋军阀史的总体研究虽已有多种著作初奠基础，但仍有较大的扩展余地。中国近代军阀不同于以往的封建军阀，而北洋军阀与近代湘淮军阀既有不同，又有联系。因此，我们首先要研究它的发展脉胳以及这一政治军事集团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在这一方面，还要看到北洋军阀与以前军阀最大的区别之一是曾掌握了中央政权，而且多是封建王朝的旧官吏、旧军人而执共和政体的权柄。那么，他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无变比？作为一个执政的政治军事集团在经济上的表现如何？在思想意识上有无因袭关系？在这一方面如若深入下去，不仅要靠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还可以用经济学及社会学等方法给予科学的论证。

北洋军阀是一个反动的政治军事集团，它依仗军队发迹，凭借武力争斗，又在混战中倾轧削弱，直至覆亡。北洋军阀史在这一意义上看也是一部军事史。然而史学界对军事史的研究恰恰是较为薄弱的。建国


前曾有军事家蒋方震著《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丁文江著《民国军事近纪》、文公直著《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等专著，对军阀混战等纷乱的军事现象和民国以来的军队状况进行了较系统的叙述。建国后张玉田等著《中国近代军事史》、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近代战争史》和解放军出版社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军事史》，都是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史有价值的参考书，但由于体例关系，北洋军阀在书中不能自成系统。即使有关这一时期军阀混战的文章也较少从军事角度或以北洋军阀为直接研究对象进行论述。由此看来，军事史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正是今后史学工作者大有作为的领域。北洋军阀之始——新建陆军的建立是中国新式军队的开端，由此至新军阀出现前，这支军队在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当给予怎样的估计，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同时，它的军制、兵力、饷械乃至每役的战略战术，都是应该包括在北洋军阀史研究之内的。在这一方面，外国学者的著作如（美）拉尔夫〃尔〃鲍威尔著《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日）波多野善大著《中国近代军阀研究》等都较注意了从军事角度对北洋军阀进行考察。近年来国内已有专文对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从军事角度论及，而军阀战争在时间和组织形式及武器装备方面与今相近，因此一定会引起研究军事史诸同行的兴趣。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前后16年，而袁世凯死后军阀间的派系斗争从时间上看即达十余年之久；从史实看，他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因此，对各派系的单项研究就有必要分别进行，并可以根据人熟、事熟、资料熟的特点不妨发挥地方优势。近几年来，西南地区对当地军阀史的研究给予了一定重视，如对滇、川、黔、桂、湘、粤等地方派系都已有专门研究。作为北洋军阀三大支柱的直、皖、奉三系却还没有完全提上日程，仅东北地区对奉系的注意和研究始有进展，相形之下，对直、皖两系则缺乏显著的科研成果。特别是直系从冯国璋中经曹锟到吴佩孚，较其他两系来说，起源较奉系为早，衰亡较皖系为迟，北洋军阀后期的三次大战直系都自成一方；而皖系实力雄厚，其首领段祺瑞四任阁揆，一摄执政，对中国政坛影响很大，虽然直皖战争后已难作为一个独立的派系与直、奉抗衡，但其死而不僵，时有所动，因此都大有研究的余地。三大派系的斗争不仅代表着北洋军阀军事实力的消长，也代表着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化；不仅影响其割据的某些地区，也牵动着北洋军阀统治的全局。

北洋军阀史的总体研究虽已有多种著作初奠基础，但仍有较大的扩展余地。中国近代军阀不同于以往的封建军阀，而北洋军阀与近代湘淮军阀既有不同，又有联系。因此，我们首先要研究它的发展脉胳以及这一政治军事集团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在这一方面，还要看到北洋军阀与以前军阀最大的区别之一是曾掌握了中央政权，而且多是封建王朝的旧官吏、旧军人而执共和政体的权柄。那么，他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无变比？作为一个执政的政治军事集团在经济上的表现如何？在思想意识上有无因袭关系？在这一方面如若深入下去，不仅要靠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还可以用经济学及社会学等方法给予科学的论证。

北洋军阀是一个反动的政治军事集团，它依仗军队发迹，凭借武力争斗，又在混战中倾轧削弱，直至覆亡。北洋军阀史在这一意义上看也是一部军事史。然而史学界对军事史的研究恰恰是较为薄弱的。建国前曾有军事家蒋方震著《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丁文江著《民国军事近纪》、文公直著《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等专著，对军阀混战等纷乱的军事现象和民国以来的军队状况进行了较系统的叙述。建国后张玉田等著《中国近代军事史》、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近代战争史》和解放军出版社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军事史》，都是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史有价值的参考书，但由于体例关系，北洋军阀在书中不能自成系统。即使有关这一时期军阀混战的文章也较少从军事角度或以北洋军阀为直接研究对象进行论述。由此看来，军事史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正是今后史学工作者大有作为的领域。北洋军阀之始——新建陆军的建立是中国新式军队的开端，由此至新军阀出现前，这支军队在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当给予怎样的估计，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同时，它的军制、兵力、饷械乃至每役的战略战术，都是应该包括在北洋军阀史研究之内的。在这一方面，外国学者的著作如（美）拉尔夫〃尔〃鲍威尔著《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日）波多野善大著《中国近代军阀研究》等都较注意了从军事角度对北洋军阀进行考察。近年来国内已有专文对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从军事角度论及，而军阀战争在时间和组织形式及武器装备方面与今相近，因此一定会引起研究军事史诸同行的兴趣。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前后16年，而袁世凯死后军阀间的派系斗争从时间上看即达十余年之久；从史实看，他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因此，对各派系的单项研究就有必要分别进行，并可以根据人熟、事熟、资料熟的特点不妨发挥地方优势。近几年来，西南地区对当地军阀史的研究给予了一定重视，如对滇、川、黔、桂、湘、粤等地方派系都已有专门研究。作为北洋军阀三大支柱的直、皖、奉三系却还没有完全提上日程，仅东北地区对奉系的注意和研究始有进展，相形之下，对直、皖两系则缺乏显著的科研成果。特别是直系从冯国璋中经曹锟到吴佩孚，较其他两系来说，起源较奉系为早，衰亡较皖系为迟，北洋军阀后期的三次大战直系都自成一方；而皖系实力雄厚，其首领段祺瑞四任阁揆，一摄执政，对中国政坛影响很大，虽然直皖战争后已难作为一个独立的派系与直、奉抗衡，但其死而不僵，时有所动，因此都大有研究的余地。三大派系的斗争不仅代表着北洋军阀军事实力的消长，也代表着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化；不仅影响其割据的某些地区，也牵动着北洋军阀统治的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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