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学的鄂东南传统村落街巷空间探究——以通山县宝石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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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学的鄂东南传统村落街巷空间探究——以通山县宝石村为例

作者：黄俊

来源：《现代园艺·下半月园林版》 2017年第1期



鄂东南地区，地处长江中段，位于幕阜山以北的冲击平原过渡地带，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东南面紧邻江西，西南与湖南交界，包括现今的鄂州市、咸宁市、黄石市。通山县下属咸宁市，与崇阳、阳新、咸宁等五县（市）交界。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 年），始置通山县，其地名的由来是以通羊、青山两镇各取一字命名，隶属鄂州。开元八年（公元975 年）隶属江西道。元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 年）隶属湖北省兴国路。其后一直隶属湖北省。宝石村位于通山县闯王镇南部，九宫山北麓，始建于明朝初年，据《舒氏家谱》记载，该村的形成最早源于元末明初来自江西修水县梗田村的舒氏村民，为了躲避战乱移民到此地所建，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基地选址时，有一河流从村中流过，且村落建造材料多取自河中的卵石，故得名宝石村。

在传统村落中，街巷空间作为村落的主要构架方式，是对外交流与商贸活动及其它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村落整体空间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宝石村中的街巷空间主要分为2级，分主、次街和巷道。同时，宝石村街巷空间的形成与发展与社会组成结构、社会文化以及社会变迁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

社会组成研究村落中各种社会群体和组织，从较为原始社会状态中的群体、氏族、部落、胞族，到现代农村的家庭、宗族、亲戚、邻里等，这些都体现了村民为了适应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形成的群体联结的形式，社会组织只是作为社会群体的次级表现方式。所以，传统古村落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并逐渐发展出的社会组织方式，经过儒家思想的调整，最终演变成为完整的宗法制度。祠堂作为宝石村空间结构点，基于血缘关系的民居分布，进一步影响限定了村落整体街巷空间的形成与走向，形成沿河线状道路和以祠堂为中心的发散式道路，村落北岸的主要街巷道路与河岸线平行，次一级的巷弄则多与河岸线垂直，且住宅区的街巷大多十分曲折，宽度在1.5~4m不等，最终发展成为网状的街道空间格局。社会文化包括宗族文化、仕绅文化与风水文化，宝石村是典型的血缘型村落，在村落整体的空间布局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落形式映射出宗族结构，主次街在空间层级上，反映出以祠堂为核心的主街以及住宅间的巷弄。宝石村的街巷空间平面图底关系明确主要受到当地仕绅文化的影响，宝石村街巷空间的界面通常都完整连续，其原因是仕绅家族数代共居以及同族聚居而形成了较大的居住区块，因此，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边界线，宝石村的整个空间布局严谨地遵从了风水思想，后期村落及街巷空间的发展，也按照风水理论来操作，且为了满足村落防火防盗的要求，故而整合为秩序井然的网格状街巷平面。地域文化对于街巷空间形态的影响，使街巷空间形态呈现出连续性、限定性、可度量性3大属性，连续性主要体现为街巷垂直界面的建筑要素、底界面地面铺底和顶界面街巷天际线的连续性，宗族文化影响整个村落街巷空间的垂直界面形成较为统一规律的形态。比如，马头墙，当地的民居建筑立面多采用马头墙的形式，马头墙本身是防火的，比屋面高出许多，呈现跌落的台阶式或曲线形的外轮廓线，不仅给人以韵律感，同时，也丰富了村落的天际线。一些建筑立面的细部装饰，也会形成有规律性的垂直界面要素，宝石村街巷空间的底界面和部分墙角的材质，多使用卵石，这类材质的使用受到当地风水文化的影响，就地取材。限定性，主要表现为对人出行方式的限定，村内街巷的道路未经统一规划，而是随着村落建筑的增多而逐渐形成，故而在宗法文化的影响下，村落的布局和街巷的形态与格局均强调人的尺度，使得步行系统成为街巷空间的基本内容。可度量性，主要指当人们置身在街巷中，能够较为容易地找到自己所处的位置，并能感知村落的整体形态，风水思想在控制村落主次街及街巷走向上起着主要作用，因而根据风水形成的街巷空间会尺度感加强。


社会变迁对村落街巷整体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南村，宝石村南岸有一条废弃的商业街，这条商业街原是一条过境大道，为了满足交通与商业的功能需求而产生。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样的街道结构是对经济关系的适应，它突破了北岸团块状的空间结构，也是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结果。

运用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方法，通过其独特的视角研究传统村落的街巷空间，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街巷空间与社会生活诸要素之间的联系，尤其在现阶段城乡发展与变迁的社会背景下，对

于当下传统村落街巷空间的研究与保护显得极其重要，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责任编辑王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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