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门”在中国兴起的必然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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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门”在中国兴起的必然性分析

作者：周澜

来源：《新西部·中旬刊》2013年第04期

【摘 要】 本文从时代要求及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出发，分析了“第三部门”在中国兴起所具备的初步基础和必要条件。认为，“总体性社会”解体为第三部门发展提供了“自由活动空间”、“自由流动资源”； “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分化，为其发展提供了“主体性要素”和群众基础；公共“智识群体”在行为上的示范、引导和理论上的论证、宣传，推动了其发展。由此得出了“第三部门”在中国现实语境下兴起是一种必然趋势的结论。 【关键词】 第三部门；兴起；必然性；中国

“第三部门”是指“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国有、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这个新部门的称谓很多，如“非营利部门”、“志愿部门”、“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这些不同的称谓，指称的是“第三部门”的一些基本性质，如“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公益性、志愿性、自主性、民间性等，这些不同的称谓是在指称“第三部门”的不同性质的意义上使用的。本文分析“第三部门” 在当前中国兴起的必然性。 一、“第三部门”的兴起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 1、“第三部门”的兴起是“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1997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联合国大会的年度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三部门”正在全球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影响未来全球发展的“第五大因素”。“第三部门”在联合国各机构的活动中，已经有了正式的法定地位，并且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和影响一些重大国际决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全球化一体化步伐不断加快和加入WTO的背景下，我国要不断拓宽对外交往的渠道，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与其大国地位相称的重要角色，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要大力发展“第三部门”。

2、“第三部门”的兴起是社会协调、稳健发展的客观要求

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种种改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经济发展每年增幅在9%以上，陕西2012年人均GDP已经突破6千美元。中国三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成为不争的客观事实。但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不协调，社会发展严重滞后，腐败、社会不公正方面出的问题比较严重。穷富差距悬殊，基尼系数高达0.458以上，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高达6倍，贫困人口高达2.2亿以上，下岗、失业和工人农民基本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等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问题，危及着中国社会的协调运行和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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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社会协调、稳健发展，必须切实有效解决这些社会公共问题。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完全靠市场不可能，完全靠政府不现实。在政府无力和市场不愿的情况下，就需要“第三部门”来弥补政府与市场的局限与功能缺失。

3、“第三部门”的兴起是积累“社会资本”的客观要求

“社会资本”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所构成的一种新的资本，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同情”，而国家或地区的繁荣和有效民主机制的建立，也取决于“信任”这种社会资本的积累。 “社会资本”往往产生于社区中的个人自愿、共同为增进集体利益（或公共利益）所做的努力，常常是在志愿组织的实践活动中得以形成的。“第三部门”中的组织与活动，通常具有“自愿性”的特点，开展各种非营利、公益性的活动，能够帮助人们学习、实践公共道德；学习文明生活的规则和与人相处之道；鼓励人们关心共同利益，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倡导社会成员间团结互助的人际关系和无私奉献的道德风尚，这都有助于破除市场原则带来的“金钱至上”之风和科层体制造成的“人际疏离”，使人与人之间相互更加信任，增加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存量。 二、目前“第三部门”的兴起具备了初步基础和必要条件

1、“总体性社会”解体为第三部门发展提供了“自由活动空间”、“自由流动资源”

改革开放前在计划体制下中国社会属于“总体性社会”，其特点是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的资源，并控制了几乎所有的“社会空间”，国家的权力通过总体性的制度安排和反复再分配的支配结构渗透和散布到社会生活之中。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具有明显的“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格局特征，“第三部门”几乎没有任何自我生存、发展的空间和环境。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对资源和活动空间垄断的弱化，以及体制改革所释放出来的“自由流动资源”的增多和所提供的“自由活动空间”的增大，社会正在成为一个与国家相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一方面国家对生产资料的资金垄断放松、外资大量流入、所有制多样化带来了资源拥有的多元化。另一方面非国有企业的出现和国有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带来了用工制度的多元化。而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第三产业的发展和高技术企业的发展也给城市居民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自由活动空间”。体制改革也造成了单位制度的松动，改变了单位办社会的局面，驱使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社会化。“总体性社会”逐步解体，使得“第三部门”的发展有了“自由活动空间”和“自由流动资源”，这是“第三部门”得以兴起的最基本的社会环境。

2、“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分化，为其发展提供了“主体性要素”和群众基础

改革开放前，整个中国社会简直就是一部行政机器，呈现给人们的是一个自上而下、条块分明、涵盖全社会的金字塔型的结构。这个金字塔的顶层是领袖，中间是党政军系统，底层是农村的生产大队和城市的企事业单位、街道办事处以及居民委员会。这一系统控制了整个国家，也控制了每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没有任何“自由选择”的权利，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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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的附属物、单位的附属物，公民个人更不可能拥有“个人权利”意识，不可能组织起来，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的“第三部门”。改革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人们获得了思想上的解放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初步觉醒。经过20多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人们的“个人权利”意识逐步苏醒，逐步意识到自己应该享有许多的权利：有过丰衣足食的生活的权利，有思想的权利、表达的权利、交往的权利，维护人格尊严的权利。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利益结构的分化，社会 “异质性” 的增强，社会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特殊群体利益意识”是“第三部门”得以成立的基础，人们只有自觉具备此意识，才能组成社团进而形成“第三部门”。

3、公共“智识群体”在行为上的示范、引导和理论上的论证、宣传，推动了其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各种社会团体的大量产生，我国的“第三部门”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理论界兴起了对“第三部门”研究的热潮。许多的学者更是身体力行，参与到“第三部门”的发展实践中，在行为上引导公众对“第三部门”的积极参与。我国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草根组织”的创始人大多就属于“智识群体”。譬如，中国目前颇具影响力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创始人梁从诫先生就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著名教授。知识界、舆论界也通过各种方式对“第三部门”进行正面、积极的宣传、报道，扩大了“第三部门”的社会影响力。 这些有着强烈社会责任心、道义感的“智识群体”，在行为上的身体力行、在理论上的充分论证、在舆论上的积极宣传，推动“第三部门”在中国的发展，使中国“第三部门”兴起的必然趋势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 【参考文献】

[1] 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 顾建光.非营利组织的兴起及其作用[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6.

[3] 王名等.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

周 澜（1976-）女，西安科技大学，硕士，讲师，从事行政管理学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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