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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盛与危机之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
结构》读后感
《兴盛与危机之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读后感
读到金观涛、刘青锋发表于1984年的《兴盛与危机— — 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本书，有点相见恨晚的意味。才看到第一章结尾的地方，我已经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该书开篇提出了一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达两、三千年之久?在质疑了流行的几种说法之后，指出我们应该在方法-论上有所建树，应该从仅仅分别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寻找终极原因的方法中摆脱出来，而从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角度也即从社会结构的特点出发，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系统，用系统论、控制论来分析，并进而提出一个假说：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一个超稳定的系统。
中国社会从秦汉开始到清末，基本都是大一统的(例外的只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百年间是分-裂的，作者把这段时间的中国社会结构称为“亚稳定结构” 并作了专章分析)。
根据系统论、控制论的原理：要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就必须使整体的各部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稳定的通讯联系。比如西欧封建社会里，基本的经济单位是封建庄园，庄园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高度自足性决定了它们不需要与外界的紧密联系，于是，欧洲封建社会表现为小国林立，分-裂割据的局面。那么中国的封建社会以地主经济为主，为什么又建立起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系统呢?是谁在担负这个联系纽带的作用呢?农民被束缚于土地之上，当然不是他们。商人?商人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里都是被抑制的，力量弱小，同样没有能担负起这个使命。那么是谁呢?地主阶级知识分子— — 士，通常称为儒生。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但流动性大，组织能力也相当强。秦开始统一的文字、统一的度量衡、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驿站邮传制度，这是组建统一大国必不可少的交通通讯工具和制度，为统一国家内部跨地域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提供了畅达的通道。从秦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在国家组织上都采用了郡县制，通过儒生来组成官僚机构，这便使政治和文化两种组织能力结合起来，实现了一体化结构。一体化结构在抑制国家分-裂方面有如下作用：1、这种官僚组成既能独立处理政事，避免了事事请示上级导致的效率低下的弊端，同时因为有统一的信仰，避免了各自为阵导致国家分-裂;2、儒生是通过知识而非门第进入官僚系统，割裂了与贵族— — 这封建社会最大的潜在分-裂力量的天然联系，官员与贵族的分离，能较好的遏止贵族势力的崛起;3、而且这种一体化结构有利于限制人身依附关系，譬如说秦代时，从法律上说杀奴的权力已归国家掌握，有效地遏止了地主经济向领主经济的退化;4、在一体化结构中，武官是被皇帝和中央政府控制的，他们往往只有对军队的管理权，而指挥权和统帅权则掌握在皇帝手中。
有人会问道：号称政教合一的欧洲封建社会为什么不能实现大一统呢?教士不就相当于中国的儒生吗?这是因为宗教头目本身就是领主，教士的经济身份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里儒生的割裂于贵族的身份。第二，中世纪初期欧洲的教士文化水平低下，无法担当联系纽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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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个角色，这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儒生。另外，基-督教的国家组织学说很不成熟，这有别于国家学说很成熟的儒家学说。
作者接着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在组织层次上和西欧封建社会也有极大的差别。在中国，国家与个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强大而稳固的中间层次：宗法的家族、家庭。孔子学说中的"仁"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它是联系宗法组织和国家组织的桥梁。信奉孔孟圣贤学说的封建儒生，一方面推行儒家学说，维护国家统一，一方面又用孔孟伦理管理家庭，使自己的行为成为整个社会的规范。国是放大化的家，家是缩微的国。那么即使国家政府灭亡了，家庭中的宗法观念仍然延续下去，有利于国家的重新组建。
有人会说：既然一体化结构对于大一统这么有用，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还是频频发生破坏国家机器的起义?这就不得不谈到一体化结构的弊端了。即由于要实行强有力的控制而产生的庞大的官僚队伍的繁冗与腐-败。腐-败的官僚成了有害于国家大一统的因素，因为它不仅无益于抑制“无组织力量”
(作者在书中把所有有害于系统稳定的力量都称为“无组织力量”
)，而且自身也会成为无组织力量。官僚机构这架调节器本身就成为造成危机的根源之一。那么为什么官僚总是要腐-败呢?作者对此作了简要的概括：特权制和低薪制。
官僚机制的腐-败使国家政权面临危机，国家必须对此作出反应，而变法是一个集中的表现。由于无组织力量的长期酝酿滋生，所以每个朝代晚期的变法革新都无法抵抗，终归于失败，而朝代前期和中期的改革通常却能较好的延缓朝代衰落的步伐。
在变法无力回天的时候，大动-乱应运而生，涤荡了无组织力量，历经战乱而不灭的“家庭— — 国家”
宗法同构意识和秉持着统一信仰的儒生都作为修复力量参与国家的重建了。历史上有着三种不同的路径来实现统一的目标：豪门世家利用农民大起义摧垮旧王朝的战果，重建政权;农民起义首领建朝称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是无论路径如何，他们在重建朝代之后都必须有上边所说的两个因素参与建设国家政权，政权才能持久。
正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这样的一种超稳定结构，有自足的调节修复机制，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权变动只是在动-乱之间做振荡运动而没有变换国家性质，一直没有能踏进资本主义社会阶段。
具体而言，首先，强控制和郡县制严重抑制了工商业和新的意识形态的发展，于是替代现行政治结构的潜组织— — 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生产力繁荣的城市主要是政治中心，而非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使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形成的大城市，也会迅速被政治的强控制所抑制，那么就无法产生壮大的市民阶层(新的政治力量)，新的意识形态。其次，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士大夫阶层与王权结合之后，就始终没有分化过，没有知识分子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因此缺乏新的意识形态的建构。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发展中常常与无组织力量夹杂在一起，频频遭受动-乱的扫荡。急风暴雨似的周期性大动-乱，不仅一次又一次地把经济结构中萌发的新因素幼苗摧残了，更重要的是，它还破坏了生产技术发展所必要的积累过程。这种脆性的结构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由于新的意识形态等方面力量的不能及时到位，国家组织方式不会发生质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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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20
